《宋:西风凋碧树》第59章

嘉忧孔约旱匚欢鼋徊降呐ΑＢ诩味ㄈ辏ü?210年）十二月退休，一年以后，曾在诛韩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张镃被除名置象州羁管。张镃的罢职来自于弥远的弹劾，罪名是“扇摇国本”，但似乎没有丝毫的证据。从此时开始，弥远的权威不用说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弥远的优势同样是与宫中的联系。他出入宫禁旁若无人，早已使外议哗然，当年倪思上书还很含蓄，而朝野闲话则明确说他表里杨后，可与历史上的武三思相比。传说当然未必如实，但弥远颇有倚仗杨后之处则是不言而喻的。弥远和东宫太子的关系更不是个秘密，与诸亲王皇子也都有交往，他不像韩侂胄那样是个外戚，因此在这方面尤须花费相当的功夫。弥远显然比韩侂胄要聪明许多，否则以他的资历和能力，要建立强劲的势力是不可想像的。
近五六年内帝国处于相对安逸的状态，除了境内间或有些流寇作乱外，外部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警报。金人一心对付蒙古，因此守持和议十分严谨，使天子和帝国政府感到由衷的欣慰。两淮一带虽然尚欠生聚，但对朝廷来说，只要四境安宁就是一个最大的满足。当然也有忧患之士，比如江陵镇守赵方从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起就开始在守地整治战备，既增修三海、八匮以壮山川形势，又在荆门东西两山中构筑堡垒以守遏冲。赵方坚持认为：金人北逼于蒙古，必会南迁。事情不幸为其言中。
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三月，在蒙古骑兵风卷残云般的扫荡下，连年战败的金廷又发生内变。原西京留守胡沙虎弑杀金帝完颜永济，拥立升王完颜珣即皇位，史称“金宣宗”，此时金国已无力再战，遂向蒙古求和屈服。蒙古人尚未摆脱那种旋战旋走的游牧民族固有的秉性，因此在得到相当的收获后便退出了居庸关，返回北方。金廷得以喘息后，宣宗眼见中都燕京实在守不住，便于这年的五月十一日下诏南迁汴梁。
第五部　雾失楼台第5节　宜姑与币，使得拒蒙古
金廷放弃北方固然是个无奈，但正如当年宋廷南渡一样，选择退避路线并不能挽救失败的命运。迁都南来，实际上就意味着把广袤的关外土地拱手资敌，既丧失了立国的基础，又大大地动摇了人心，百弊而无一利。从战略上讲，燕京固然近敌锋镝，但汴梁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又岂是疲敝之国安身立命之处！当时就迁都问题进行辩论时，有不少大臣就主张迁往山东或者辽东，但宣宗皆不接纳，一意孤行南迁汴梁。金廷的南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逃跑，但却又一次给我们的南渡帝国带来了祸患。事情很明显，当金人受逼于蒙古而无以自处时，它必然会在宋国方面打主意，这两个同样衰颓的政权之间的争斗又将不免。
对此，临安政府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七月，迁至汴梁的金宣宗遣使南来督促宋廷交纳两年的步币后不久，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建议罢停岁币，修固两淮。他的理由是“此时当乘虏之将亡，亟图自立之策；不可以虏之未亡，姑为自安之计。”宁宗纳之，遂宣诸朝廷商讨。
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在给宰相的上书中认为：蒙古之势可忧，在这种情况下，金国就不再是仇敌而成为屏障了，因此“宜姑与币，使得拒蒙古”。
朝廷上下议论不决。
两种主张虽各有各的道理，但无疑都不可能达到效果。金国衰败之象已趋明显，它根本无力对抗强大的蒙古军队。既然其已必亡，对我们帝国所可能起到的屏蔽作用便不可能长久，贻送其资，岂非徒劳。但是，罢停岁币则必使金军南侵，以帝国目前的状态，绝难有必胜之机。事物的矛盾往往就在于此，越是无法选择，越是必须选择，岁币问题当然是个细节，但怎样应付目前的时势，却是帝国务必解决的难题。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五月，金中都燕京陷入蒙古，河北地区也随之不保，此时金国的状况，已到了和当年辽国的遭遇如出一辙的地步。真德秀在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十二月向宁宗指出了这一点，他告诫天子“宜以政和、宣和为戒”，这就是说，绝不能再像徽宗皇帝那样麻木不仁。
经过激烈的争辩后，金廷终于在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四月份左右发动了南侵。
这一决定是否明智，很难一概而论。但就金国的困窘来说，选择与宋开战是惟一可行的方针。当时河北已失，山西、河东剽掠严重，各地流亡齐集河南，衣食都发生困难。另外，北面压力未减，四地暴乱不绝，局促于中原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假如能成功地向西部和南方扩地立国，这对于金国不失为一个克服危机的办法。当然，能否成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帝国只有仓促应战，在这年的六月下诏伐金。此次战役中，准备充分的襄阳方面统帅赵方首先立下了大功，在中路抵住了金人的强攻后进而反击，在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年底彻底击溃了来犯的金军。淮东方面也有相当大的胜利，在这年的三月大败金军，使金人此后六七年内不敢再窥淮东。不过，西南战线的情况不妙，大散关两度失守，使金军连破诸州，抢掠甚夥。但就整个战线来看，宋军的防守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今后的战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从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至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近四年中，金国一方面抵抗蒙古和西夏的两面进击，一方面不断向西、南猛攻，明显已是最后挣扎的态势。然而由于财用不济、军势已弱，加之三面作战的窘迫和内忧外患的困扰，金国连年征战毫无所得。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三月不得不与宋停战。
我们的帝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是最好的反映，开禧北伐本就耗资无算，而长达七年的往复交战又大损物力，到嘉定后期，帝国的经济情况已经非常不妙。南渡以来的现实本就是土地日蹙、赋役日重，人民伤败而官僚富腴，尽管理财实质上就近乎聚敛，但帝国还是无法遽得财力以应付战时的需要。当年的韩侂胄甚至自出家财二十万资军，可见国用的艰难。因此无奈之下，也只有饮鸩止渴，以增发楮币筹措军费，嘉定用兵期间，政府发行纸币竟达一亿四千万贯。通货膨胀，物价腾踊，其对经济民生的摧毁程度，是无法言喻的。
如果政治上再不思振作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当朝宰相史弥远的心思显然不在处置国事上面。身为宰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竟没有丝毫的建置，虽倒也无可置论，但嘉定后期帝国战事方殷，朝廷上下议论攻守和战时，宰相甚至一言不发，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不过，如果认为弥远在整个宁宗后期所做的事情就是领衔修书，不断奏上宝训、会要的话，却也未必如实。弥远自有他的事情要做，而且十分投入。
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八月，皇太子赵询不幸夭折是事情的关键。
宁宗后宫一直没有生育。早在即位不久的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天子便诏育太祖后人燕懿王赵德昭的九世孙于宫中，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底诛韩侂胄后立其为皇太子，这就是赵询。可惜的是赵询天不假寿，致使帝国的储位又成为了一个问题。一贯缺乏主见的宁宗在这个时候却自作主张，故伎重演，下诏在宗族中选择合适的人选作为太子，条件是太祖的十世孙，年满十五岁以上。天子的这个做法从道理上来看似乎无可厚非，而且也有先例可循，但实质上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原因是储位之所以成为国家的根本，就在于它的惟一合法性。天子无嗣而不得已选诸宗室，这本是一种无奈的做法，因此必须明辨是非，审慎抉择，绝不能贻人以口实。宁宗的错误在于他的标准并非惟一，太祖十世孙中年满十五岁者绝非一人，这就注定了事情必然会给人造成可乘之机。
史弥远明察秋毫，立即就发现这是个十分有利的机会。弥远很清楚自己与杨后的关系并不是可以长期依恃的，当年之所以结成联盟，不过是在对待韩侂胄的问题上达成了互利的共识而已。假如不能拥有太子，就不能掌握未来，以弥远的聪明，当然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