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40章

这是阮大铖《燕子笺》第三十一出《劝合》结尾的一段点题的唱词。
阮大铖，中国文人之败类，撇开这个人的王八蛋方面，暂且不去说他。单就这部《燕子笺》，平心而论，戏虽一般，但此人在词曲语言上，达到如此诗化的高度，是不能不令人叹服的。唐宋名家的诗词，在他笔下，为其所用，如同己出，那融通化脱的能力，简直无与伦比。
《花朝生笔记》称他：“其所作诸曲，直可追步前人，……至于《燕子笺》则美不胜收矣。”《曲栏闲话》也称他：“圆海词笔，灵妙无匹。”如：
＇一翦梅＇（旦上）春来何事最关情，花护金铃，绣刺金针。小楼睡起倚云屏，眉点檀心，香濡檀林。（梅香）春光九十逼将零，半为花嗔，半为花疼。梁间双燕语星星，道是无情，却似多情。（旦）露湿晴花一苑香，小窗袅袅拂垂杨。（梅）才看紫燕衔莺粟，又听黄鹂叫海棠。（第九出《骇像》）
＇风马儿＇（旦）琐窗午梦线慵拈，心头事，忒廉纤。（起坐介）梅香，檐前是什么响？（梅香）晴檐铁马无风转，被琢花小鸟弄得响珊珊。（减字木兰花）（旦）春光渐老，流莺不管人烦恼，细雨窗纱，深巷清晨卖杏花。（梅）眉峰双蹙，画中有个人如玉。小立窗前，待燕归来始下帘。（第十一出《写笺》）
这类美文，在《燕子笺》中，信手拈来，俯拾即是。若是不计其人，单论其文的话，阮大铖写的戏，其词藻之华彩，文字之典雅，情致之柔曼，格调之清丽，确有不同凡响之处。同时代人的张岱，指出他的语言，“句句出色，字字出色”，虽然有点溢誉，但从琳琅满目的佳句看，说他得晚唐词人三昧，有五代《花间》余韵，倒也不算过分。
明末清初的山阴张岱，是一位落拓不羁的才子，因为先前家世鼎盛时，也曾蓄养过戏班，出息过名角，耳濡目染，这位公子哥儿兼浮浪子弟，自然也就成了一个精音律、擅丝竹的行家里手。阮大铖特地邀他从杭州到南京来，为座上宾，看他自己家里的戏班，串演他自己写的戏。我想，阮看中的不是张的家世，而是在“大江以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的文坛地位。（《陶庵梦忆》佚名序）
张岱对列名逆案的阮大铖，肯定会有看法，但他是玩家，还是一个玩到倾家荡产的大玩家，“好梨园，好鼓吹”，艺术至上，看戏第一，也就不在乎他那段丑恶的历史。于是，不惮车船劳顿，跑去赏玩观摩。在那本《陶庵梦忆》中，记下这次愉快的陪都之行。
“在其家看《十错义》、《麾尼珠》、《燕子笺》三剧”，亲自领教过殷勤的主人，将戏中“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细细与之讲明，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因此，张岱对其作品的艺术成就，持十分推崇的态度。虽然，张岱也不得不说：“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
但他终究是行家，“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无不尽情刻画，故其出色也愈甚。”
这大约是1644年明亡前的两三年间事。
张岱，作为一位纯粹的文人，也许意识不到国土日蹙，危机临近，也许预料不及大好河山，即将易色；但关外压境的清军，节节进逼，迫近京畿的流寇，坐大成势，一向以“谈兵论剑”自雄，颇有几分军事头脑的阮大铖，看得清清楚楚，相信出头日子大概不远。之所以折柬相邀，说是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其实，意不在戏，而是蛰居地下，不安于位的一种政治行为。
大文人通常被政治搞，小文人才热衷于搞政治。阮大铖不愿被政治搞，偏要搞政治，只能做个小文人。最后连小文人也不想做，只想做小人，于是，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无耻之徒。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怀宁（今安徽安庆）人，后迁居桐城。29岁举进士，天启朝，得吏科给事中职。先以同乡关系，走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的门子。因升职不遂，背左投魏，并且与魏的骨干霍维华、杨维垣，结为死友。不过他行事诡秘，虽“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持，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因此，至崇祯登基，“元年，起光禄卿”，很快，为魏党献媚上《百官图》的马脚败露，“御史劾其党邪，罢去。明年定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明史》）
罢官初期，前十年间，此人还算老实，伏居南京，杜门谢客，蓄养声伎，写《燕子笺》，自编自导，自得其乐。王士《池北偶谈》载：“金陵八十老人丁胤，常与予游祖堂寺，憩呈剑堂，指示予曰：‘此阮怀宁度曲处也。阮避人于此山，每夕与狎客饮，以三鼓为节。客倦罢去，阮挑灯作传奇，达旦不寝以为常。’”
但是，随后数年，大明王朝，朝不保夕，不亡何待的未来，崇祯皇帝，日暮途穷，必然灭亡的前景，已经愈来愈清晰。政治局势的变化，如惊蛰之地动，使这条地下冬眠的虫豸，那不安生的心，难以宁耐，探头探脑，将触角伸出地面，要迎接他的春天了。
“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边才起用”（钱秉《皖髯事实》）。可是，魏门客，逆案中人，声名狼藉，臭不可近，正人君子无不躲避他，设法绕开这泡臭狗屎。所以，阮像一只软脚蟹，一条蜕衣蛇，很在意朋友，很需要援手，着力于交际，热衷于联络，极想打开局面，才有把山阴张岱请来赏戏的举措。
可是，在南京，除了与他同科考中的马士英“相结甚欢”外，当时，名胜一时的江南四大公子，都跟他来不来；不但来不来，动不动还要修理他。甚至跟他有通家之好的侯朝宗，就是和李香君谈恋爱的侯方域，也竭力疏远他，冷淡他。因此，他把张岱请到金陵，管吃管住，还要奉送红包，纹银若干两，也是突破复社精英，联手东林后人，对其封锁的一种突围策略。
阮大铖的困兽犹斗，坚忍不拔，你不能不服。第一，蛰居十七年，生存状态恶劣是不必说的了。到处碰壁，从不丧气，始终图明日之计；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努力求东山再起。你可以否定他的人格之贱，但你得佩服他的精神之强。第二，在惶惶然如丧家犬，在人人喊打如过街鼠的十七年间，绝不颓唐，笔耕不辍，写出在文学史上能留存下来的这部《燕子笺》。你可以卑视其人，但你却不能不赞赏其文。所以，《明史》在其本传中称他：“机敏猾贼，有才藻。”
说实在的，这七个字，也就只有阮大铖当得起。
我们通常所谓的小人、坏蛋、败类、蟊贼、混账、恶棍、伪君子、假道学之辈，并不是都“猾贼”又“机敏”，而具“才藻”的。近些年来，在文学圈中，“猾贼机敏”者，倒是有的，可一提“才藻”二字，就鸦鸦乌了。说句不敬的话，九斤老太的“今不如昔”论，未必没有道理，如今这些阮大铖的衣钵传人，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文学小混混们，文章写得那个臭，学养显得那个差，有一脸狺狺然的恶相，无咬断筋骨的犬牙，真是为之抱憾。
所以，我挺宾服这个阮大铖，他坏蛋，坏得有水平，他混账，混得很出色，要比当下骂人骂不到点子上，打人打不到坎节处，嗓子虽高，智商却低，放屁很响，才气毫无的文学垃圾，不知强多少倍？
才子张岱，乘夜航船，抵金陵城，坐丝栏车，驾高头马，灯笼引路，前后扈从，贵宾款待，盛宴接风。我估计张岱那篇奇文，《自为墓志铭》，阮大铖显然过目，所以，一下子就吃透这个声色犬马的败家子。
张岱自言：“……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于是，斜风细雨、春意盎然的石头城里，桨声灯影、遗簪堕珥的秦淮河畔，迷恋在声色中，沉醉于戏境里的他，尽管深知主人不是东西，但姣童慧鬟，明眸皓齿，左佻右儇，不拘形迹，便咧开一张大嘴，忍不住为阮大铖鼓吹，阁下这部《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