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55章


右铭。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隐如此。你要想头角峥嵘,领时代之风骚,你要想独树一帜,引文学之新潮,那就必须有这种本领,在努力传承的同时,能够不断创新,在博采众长的同时,表现自我。幸好后一“李杜”,天降奇才,二十啷当年纪,果然创造出有别于前人的晚唐神采。
文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有其相通相应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前者,其恢宏开阔的气势,似乎是盛唐如日中天的映照;那么后者,其精致、典雅、秀丽、婉曲,多少也是晚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写真。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时期,大师联袂而至,满天星斗灿烂;一个时期,文人缺席失语,文学暗淡无光;这都是属于造物主的安排,并无必然的规律可寻。
然而,老天对唐诗颇为关照,真让人嫉妒。尽管,公元816年(宪宗元和十一年),李贺卒,819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824年(穆宗长庆四年),韩愈卒,831年(文宗太和五年),元稹卒,842年(武宗会昌二年),刘禹锡卒,843年(会昌三年)贾岛卒,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诗坛凋零,四顾苍茫,文事寂寥,一派凄凉。这时,谁也料想不到,杜牧和李商隐的出现,以枇杷晚翠的绚丽,以鲁殿灵光的晚唱,又重新将唐诗的圣火传递下去。
因此,返顾现实世界,新时期文学也已二十多年过去,上帝不开眼,不赏你脸,不给你大师,又能奈何得了?虽然时下也有一些人捧和自吹的“大师”出现,不过是《穆桂英挂帅》中那句唱词,“几年不到边关走,砖头瓦块也成了精”的精神上极不健全者的梦呓罢了。
在常见的中国文学史上,都认为杜牧的诗,以清新俊逸,豪健峭拔,风流倜傥,余韵邈远的风格著称;李商隐的诗,以深情绵邈,沉博婉曲,华彩丰瞻,邃密缜思的特色闻世。这两位诗人的珠联璧合,成为一时雅望所至。加之同时代如许浑、和凝、张祜、李绅、姚合之流的团队作用,遂变革着诗坛风气,创造出时代潮流,终于一改中唐以来声绮情靡、势弱力颓的诗风。
杜牧和李商隐,应该早在公元839年(文宗开成四年)前后,就相知相识了。
从性格上看,杜牧是外向的,李商隐是内敛的。从出身来看,杜牧是世家子弟,虽然到他父亲这一代,没落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他的灵魂,到他的诗文,无不豪爽大气,特立独行。李商隐则是从吏佐家庭中走出来的,总是仰着脸看人讨生活,因此,表现出来的精神,便是小心谨慎,低调缄默,尽量收缩,放下身段。
所以,杜牧的诗,以气胜;李商隐的诗,以情长。甚至,他俩的风流,他俩的浪漫,他俩的情感史,也迥然不同。应该说,文人有几个不风流,不浪漫的呢?也许不是所有能风流,会浪漫的人,都必然成为作家和诗人,但可以肯定,文人要不风流,要不浪漫,要想成为大文人,也难。
杜牧的风流浪漫,是张扬的,是放肆的,是泛爱的,是略无顾忌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大张旗鼓,引以为荣。而李商隐的风流浪漫,则是影影绰绰的,似隐似显的,钟情深沉的,浅吟慢唱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惆怅。
可以想象,当李商隐在他所追随的恩公令狐楚的府邸中,当一名随员、见习生时,见到这位倾动长安的诗坛领袖,该是多么的倾慕和心仪了。那年,杜牧三十七岁,风华正茂,任职左补阙,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员外郎,标准的中级文官。对历任诸镇节度使,为地方诸侯,现回来京城,在朝廷里做到尚书仆射这样极高层官位的令狐楚而言,别说平起平坐,按常礼,杜牧应该垂手侍立才是。但李商隐所看到的场面,不禁失色。却是他的恩公,反客为主,趋前迎问,倒过头来巴结讨好这位大咧咧的诗人。
现在也弄不清杜牧是府上的常客呢,还是稀客?但据《唐诗纪事本末》,杜牧对于他的诗友张祜被逐科举,专门跑来找令狐楚帮过忙的。“一声何满子,双泪滴君前”的张祜,少年气盛,惹恼了白居易,而白老前辈也欠雅量,认为年轻人未免嚣张,不敲打敲打,不知马王爷长几只眼,遂让在皇帝面前说话算数的元稹,在会考时取消其资格,弄得张祜一辈子未能发达。
于是,激于义愤的杜牧,专门写过诗“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以鸣不平,由此可见杜牧的提携同志的热忱,对于老一辈指责后生的抗争。据新旧《唐书》,说到杜牧的“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万痛切。”正如他的一首《自贻》诗所言:“饰心无彩缋,到骨是风尘,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那样,事未必能做到,话一定要说到。
因此,他在令狐府上,认识这位比他小九岁,初露头角,稍有诗名的李商隐,肯定相见恨晚。但是,两位诗人的这段友情,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这两位诗友,参商相隔,一别十多年,直到生命的后期才重得聚首呢?
这就是尼采说过的那句名言了,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就先让他疯狂。同样,要让一个王朝灭亡,一个时代灭亡,也是先得从疯狂开始。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便日渐衰弱,但似乎觉得死得还不够快,宦官之乱,方镇之乱,还不够,从公元821年起,到859年止,以李德裕为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一方的朋党之争,像两台开足马力的官场绞肉机,互相格斗将近四十年,创中国历史上宗派斗争时间最长纪录。也是中国文人史上,一群由二、三、四类文人组成的队伍,在政治舞台上,所作的最恶心、最丑陋的一次表演。
从牛、李党争的这些主角身上,我由此也明白,为什么那些江郎才尽,或压根儿就不曾有过才的江郎,拼命削尖脑袋,为一顶乌纱帽而跑断腿,说破嘴,磕断头,求爷告奶的所为何来了?替他们想一想,诸公不干这个,还能做其它什么营生呢?
重重压力之下,杜牧离开长安,由黄州,而池州,而睦州,跌跌撞撞,一路外放,几近家破人亡,无以存身;同样,左右排斥,怎么也不是的李商隐,由华州,而桂州,而徐州,而梓州,蝇营狗苟,碌碌谋生,越活越差,每况愈下。根本原因就在于杜牧也好,李商隐也好,虽然在这场朋党斗争的棋局上,连兵、连卒这样棋子资格也不配。但宗派主义发展到疯狂阶段,红了眼连亲爹亲娘也不认的阶段,人人排队,个个划线,像过筛子一样,这两个诗人也不能幸免,卷入这台绞肉机内,落入了不知伊于胡底的被整肃的命运之中。
也许上帝制造天才,同时会嫉妒天才,因此,从不百分之百地成全天才。给了杜牧非凡的才分,多面的功力,超常的文笔,灵动的诗韵,也给了他一个跌宕的,多事的,不顺遂的,污言浊语的大环境,以及一群跟他过不去,看他不顺眼,总是要琢磨他,算计他的二、三、四类文人,让他气喘不匀,心展不开,路走不通,饭吃不香,最后除了短命而亡,还有其它生路吗?
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应该说都是文人出身,《全唐诗》收有他们的诗作。当然,说不上有什么才气,更谈不到有什么创新。别看他们写诗不行,写文不灵,但搞起朋党恶斗来,株连面之广,牵涉人之多,除敌务尽的彻底,斩草除根的坚决,惟恐漏网的搜罗,不论无辜的查办,无所不用其极。据说,连高高在上的皇帝,都被他们今天将这个人打出朝廷,明天将那个人撵出京城,弄得烦心透顶。据《资治通鉴》:“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随着宣宗李忱登基为帝,李德裕失势,被踢出京外,最后发配崖州,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为党争牵累的其实不过是小八腊子的杜牧、李商隐之流,很有一点落实政策,平反改正的意思,从外放地陆续回到京城长安。大约在公元849年(宣宗大中三年)前后,这两位诗人久别之后,终于聚合了。
幸好杜牧,这位具有伤时感世的智者胸怀,具有多面突出的才思风采,具有风流潇洒的感性世界,具有卓立特行的思想情操的诗人,要比淹蹇的李商隐,挥洒自如一点,多姿多彩一点,能在不开心中寻找快乐,能在不顺利中谋求幸福,至少能做到一个在精神上不肯败,不想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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