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23章

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　
因为深情地爱着“中国的文化”，在美期间，研究、宣传和捍卫“中国的文化”便成了闻一多十分热衷的事。这期间，闻一多还参与发起成立了以“国家主义”为旗帜的“大江学会”。以这样一种情绪，以这样一种心态、以这样一种理念，可以想见，所谓“美国文化”对闻一多几乎不能发生什么影响。美国文化的核心是英美式自由主义，而英美国式自由主义的核心，则是个人主义。在美国成为了一个“国家主义者”的闻一多，对个人主义自然不会感到亲切。而不能理解和接受个人主义，也就谈不上理解和接受英美式自由主义。许多英美留学生，在英美不同程度地理解和接受了英美式自由。有人在留学期间，还以充分开放的心态面对英美文化，尤其满怀热情地观察和研究英美式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的方式，换句话说，他们满怀热情地理解和接受了英美先进的“政治文明”。胡适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这些人回国后就成为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而闻一多与他们不同。对美国的文化，闻一多未出国时即已极为抗拒。到美国后，更谈不上关注、探究和欣赏美国的“政治文明”了。所以，因为闻一多曾“在美国受教育”便把他说成是“自由主义者”，是一种严重误解。明白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与现代中国的其他一些英美留学生相比，闻一多为何很“另类”了。闻一多也曾是“新月派”中的一员。“新月”以英美留学生为主干。但闻一多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新月”人士可谓“名”合“实”离。闻一多被难后，熊佛西写了《悼闻一多先生》（16）一文，其中说：“有些人仅将你看成一位‘新月派’的诗人，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不错，你曾加入过新月社，但你之加入新月社完全是由于你和（徐）志摩私人的感情关系，你的人格和文格都和他们的不同。”熊佛西所做的价值判断姑且不论，他指出闻一多与其他“新月社”成员并不是一路人，倒是符合实际的。以胡适为首的“新月社”文人在1929年曾掀起一场颇具声色的“人权运动”。这是面对国民党的以党代政、独裁专制所做的悲壮抗争。在“人权运动”中，胡适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闻一多清华时的同班同学罗隆基发表的文章则有《论人权》、《专家政治》等，也是闻一多老同学的梁实秋也发表了《论思想统一》。这些文章对国民党政权进行了异常尖锐的批评，甚至对蒋介石本人也指名道姓地谴责。“人权运动”终于遭到国民党政权的打压，《新月》被查禁，罗隆基被逮捕。但在这场运动中，没有闻一多的身影。这当然并非因为闻一多的怯懦，而是因为闻一多对这场运动本就不感兴趣、不以为然。对于《新月》月刊的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对于《新月》月刊的谈政治，闻一多是“有些看法”的，并“投稿渐少”。（17）这也不难理解。胡适、罗隆基们是想要在中国传播他们留美期间所了解、理解并接受和推崇的“政治文明”，而对这“政治文明”，闻一多本没有多少了解和理解，更谈不上接受和推崇了。他自然也就不会加入这场“人权运动”中。后来，则干脆当面对罗隆基的谈政治刻薄地嘲讽。梁实秋曾回忆说：“我是一九三四年夏离开青岛到北京大学来教书的。清华远在郊外，彼此都忙，所以见面次数不多。这时候日本侵略华北日急，局势阽危，在北平的人士没有不惄然心伤的，罗努生（隆基）主编《北平晨报》，我有时亦为撰写社论。一多此际则潜心典籍，绝不旁鹜，对于当时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对于实际政治深为厌恶。有一天我和罗努生到清华园看潘光旦，顺便当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对努生不表同情，正颜厉色的对他这位老同学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当时情绪很不愉快。我提起这一件事，是为说明在抗战前夕一多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与世无争。”（19）罗隆基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先留美后留英，他谈政治时所依据的当然是英美式自由主义理念。而对他的谈政治，闻一多竟如此厌恶，以致于口出恶语。可见，对英美式自由主义政治理念，闻一多实在没有好感。再说，罗隆基留学美英时，学的便是政治学，回国后也曾当过大学里的政治学教授和政治学系主任。政治学是他的专业，是他养家糊口和安身立命的东西。所以，指责罗隆基谈政治，实在没有道理。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5）
所以，实在不能把胡适、罗隆基与闻一多同称为自由主义者，虽然他们同在美国“受过教育”。当然，闻一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变成一个狂热地谈政治的人。但闻一多最后几年的争“民主”、谈政治，也并不能与胡适、罗隆基们的政治言行等量齐观。　
五　
1925年5月14日，闻一多在美国西岸登船回国。6月1日，船抵上海。至此，闻一多在美留学时间不到三年。按清华规定，闻一多可公费在美留学五年。中断二年内，亦可复学。但闻一多终身不复踏上美利坚的土地。后来在清华大学任教，也总放弃出国的机会。按清华规定，教授任教满五年，即有一年休假期，可出国研究考察。当时许多人都选择了出国，但闻一多则自留美回来后便再无兴趣走出国门。1937年，轮到闻一多休假。是年清华休假教授只三人未选择出国，其中就有闻一多。闻一多打算回湖北浠水老家度过这一年休假期。后来由于抗战爆发，未回成湖北，随校到了湖南。（19）　
有的传记这样写到闻一多回国时的举动：“轮船驶进吴淞口，他突然脱下上身的西装，扔到江里：让祖国的滔滔江水洗尽留学生活中所受的洋气吧！”（20）此一细节或许出于传记作者的虚构。但这样虚构闻一多的举动，却并不离谱。不到三年的留美生活，闻一多带回了什么呢？带回了“中华文化的帝国主义”。但这并不属于美国这块土地上固有的东西。闻一多从美国带回的属于这块土地上固有的东西，可以确认的，首先就是这身西装了。现在，这西装也被扔进了江里。回国后的闻一多，在一些生活细节上，也的确与其他一些留学生很不同：“虽然他在美国留过几年学，他却不爱讲英语，连平时在谈话中插进几个英文的名词或术语的时候都很少。我想起了有两次在徐志摩家集会，我们都遇到一位西装笔挺、洋气十足的中年教授，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同一多攀谈，象开了龙头的自来水，停都停不住。一多则自始至终都用中国话回答。时间一久，他（闻一多）也不大耐烦了，叨着雪茄，笑而不答；后来率性歪着身子，斜靠在长沙发上闭目养神。两次的情况都差不多。虽说是件小事，我们却可以看出两种不同思想的具体表现。”（21）从这样一些生活细节，也确实可看出闻一多与那些西装革履、爱讲英语的英美留学生有着“不同”的“思想”。　
在美国居留不到三年的闻一多，实在不能说在美国受到了怎样的“教育”。所以，如果以闻一多“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为逻辑起点来把他的死与美国联系起来，那这个逻辑起点是不能成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根本不能把他的死与美国相联系。撇开他的留美经历，也完全可以把他的死与美国相联系，而且会联系得更自然。当时有的报刊也正是这样做的。1946年10月4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实现四大自由——敬悼闻李二先生》的社评，文章把闻一多、李公朴的被杀与罗斯福所标举的“四大自由”相联系，并不提闻李留美经历。社评说：“李闻二先生之死是死于政治暗杀；这是无可掩饰的事实，这便是美国故总统罗斯福所标揭的四大自由中特别指出并坚决反对的恐怖行为。罗斯福曾明白地向全世界宣告，民主生活的精神与理想不外是实现四大自由——言论与发表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与免于恐怖的自由。李闻二先生的宝贵生命，便是牺牲在这恐怖的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