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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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起于此夜之会”——陈独秀为何离开北京大学
“皆起于此夜之会”（1）
——陈独秀为何离开北京大学　
尽管习惯于用所谓“必然性”和“历史规律”来解释一切的人不承认历史过程中偶然和巧合的作用，但偶然和巧合仍往往令人怀疑真有一个上帝或一个魔鬼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28日到京，入住前门外的中西旅馆。其时，陈独秀把《新青年》在上海办得很红火，并与汪孟邹等酝酿办一个“大书店”，此番便是为此事招股而来。　
而恰在此时，北洋政府正酝酿着让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1916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当天上午，蔡元培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据说，陈独秀一开始是推辞的，但蔡元培连续几天登门，并答应可将《新青年》移至北京，陈独秀才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　
也正在此时，后来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正在陈独秀和远居美国的胡适之间酝酿着。陈胡之间书信往还，交换着变革中国文学的看法并已达成基本共识，后来成为“经典”的一些观点，此时也已成熟。1916年11月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胡适，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他将文章复写几份，一份在自己主编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一份寄给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陈独秀向蔡元培热情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在紧接着的第2卷第6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1917年9月10日，留美归来的胡适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自第3卷起在北京出版，在1918年4月15日问世的《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胡适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始蓬勃开展起来。　
蔡元培是应教育部之召从法国回国就任北大校长的，陈独秀是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的，胡适是应陈独秀之请从美国回来就任北大教授的。蔡、陈、胡三人从天南地北聚集北大，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蛰居四川江津且贫病交加的陈独秀闻讯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最后一段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即使可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必然的产物”，但由什么人来领导和从事这运动，当时的情形和对后来的影响都会大异。蔡、陈、胡的聚首北大，对塑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貌，意义十分重大。而这三人中，某种意义上最关键的是陈独秀。蔡、胡都是谦谦君子，言行较为温和中正，陈独秀则刚毅勇猛、锐气逼人。由于上有蔡元培、中有陈独秀、下有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教授和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批学生，北大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而这个大本营的核心，则是《新青年》。如果说《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那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则是新文化运动的“现场总指挥”。就连胡适后来也一直认为，陈独秀当年的激烈强劲，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是十分必要的。所以，陈独秀的携《新青年》而进入北大，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而陈独秀之所以能被蔡元培如期请到北大，与蔡元培接受校长任命时陈独秀正好在北京“出差”、从而蔡可以“三顾茅庐”大有关系。倘陈在上海，蔡元培就只能驰函相邀而无由当面劝请，而本来就对来京心有踌躇的陈独秀，或许就辞谢不就了。那样，北大文科学长就只能委诸他人。陈独秀不来，胡适也就难来。就算“五四”新文化运动“必然”会发生吧，但没有陈独秀和胡适之的新文化运动会是什么模样，实在无从想像。历史的偶然岂可小视哉？从陈独秀对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踌躇，也可看出，他来北大之初，是并没有想到会有那样一番大作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那时的蓬勃兴起，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是各种因素，包括偶然和巧合，因缘际会的结果。　
蔡元培为何一接受校长任命就决定请陈独秀来做文科学长呢？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蔡元培有这样的交待：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皆起于此夜之会”（2）
蔡元培与陈独秀本是旧知，且蔡对陈有着很好的印象，这无疑是蔡决意聘请陈的重要原因。但若没有汤尔和的大力推荐，蔡元培也许想不到陈独秀。在这种意义上，汤的推荐，可说起了关键作用。汤尔和，1875年生，浙籍人，留日学生，时在北京任医专校长，在北京教育界颇有影响，又系蔡元培好友。蔡向汤询问北大情形，固非偶然；汤向蔡推荐陈独秀也算人“巨”言“重”了。　
但对陈独秀的进北大，时任北大预科教授的沈尹默又有一种说法。在《我和北大》一文中，沈强调是他向蔡元培举荐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说是有一天他从琉璃厂经过，欣遇旧友陈独秀，便问了陈的住址，并要陈暂勿返沪。回北大后，他便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并告知了陈的住址，后来遇到汤尔和，他又请汤出面向蔡元培推荐。正因为有了他的穿针引线，才有了蔡元培对陈独秀的登门拜访和陈独秀的进入北大。尽管从日期上看，沈的说法颇有疑点，但沈当时并不反对甚至热烈欢迎陈独秀来任文科学长，应该是真的。另外，时任北大文科本科专任教授的马叙伦（夷初）也说陈独秀的来北大，是由于他的推荐（《我在六十岁之前》）。推荐一事是否有过，姑且不论，马叙伦当时也对陈独秀的来北大持积极态度，则是可以肯定的。沈尹默和马叙伦二人，应该稍有介绍。沈生于1882年，留日学生，浙籍人。马生于1884年，浙籍人。让我们就此记住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这几个被认为或自称为对陈独秀进北大出过力的人吧，因为陈独秀后来离开北大，他们也出过大力。　
陈独秀和胡适们的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这种反攻在1919年2、3月间达到高潮。在文化界，守旧势力的代表是林纾。在1919年2月17日的上海《新申报》上，林纾发表了仿聊斋体的文言小说《荆生》；在1919年3月19日至23日的《新申报》上，林纾又发表了文言小说《妖梦》。小说以影射的手法，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做了实际上是指名道姓的谩骂、攻击，且有明显的吁请军阀用暴力剿灭新文化运动之意。小说不但用语恶毒，用心也极为险恶，发表后颇有“收效”，令新文化人士心有怵惕，也令社会上谣诼四起。如果说这几篇小说还是以“小说者言”对新文化运动做并不严肃的反攻，那林纾于1919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