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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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儿，承认他是“同志”了。不过，窃以为，“先生”也罢，“同志”也罢，都不尽合适；如若能在赵朴初题写的那四个字前再加上“国士”两个方方正正的大字，岂不妙哉？　
2000年12月23日2005年7月28日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
第一次到安庆，只想看一个地方——陈独秀墓。我是念着唾骂故人的书开始识字的一代人。从小读到大，“陈独秀”一直是个臭烘烘的名字，尤其“文革”中林彪事发后，我们初一的政治课程就是天天学“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作业就是按时间顺序批判十次“反动路线头子”，排名绝对分先后。所以，陈独秀总是头一名被十几岁的天真学生们口诛笔伐的历史罪人，之后，是他的学生辈的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以及共和国成立后的高岗与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后的那些“左倾”、“右倾”代表和各个历史时期“反党集团”头子，陈独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代表，又是分裂党的“托陈取消派”首领，而且，还是“拿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间谍”！等长达远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难过后，我才一点点觉悟：那是对故人的怎样的不公平啊！随着弥漫了几十年的极“左”妖氛的不断消逝，被魔鬼化的陈独秀开始渐复人形，但远没恢复其神采奕奕之真相。与长时间的轰轰烈烈的唾骂相比，为其洗冤的动作实在太慢也太小。只是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有关注释修订一下（删除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语，改为“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就算是对中共最大的历史沉冤的平反？在最新版（2002年9月）也是最权威（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中，他还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是“托陈取消派”，还要为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失败而承担责任——让人读来，只能觉得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反被党所开除只能是咎由自取。于是，无论是每年纪念五四运动，还是庆祝中共华诞，他总是不被缅怀的局外人。2001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红楼处的路口上出现了一面金属雕塑墙。这个曾被毛泽东追授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人总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摆得极不正常——蚀刻的墙面上，左上方有“1919．5．4．”，下面有几个头像，最上方是鲁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给了李大钊、毛泽东，而陈独秀只排在三角形雕塑的左下方，体量最小，只比瞿秋白往上一点，不要说比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打工者毛泽东，甚至连他主编过的《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封面的大小也不如！　
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运动纪念碑”，因未能真实反映历史人物在这一运动中的地位，曾招致史学界的一些批评。背后的四层楼即这几位碑上人物待过的北大红楼。（摄于2003年7月）真不明白，提供油污的斯大林早已受到历史的清算，联共（布）党内的冤案也莫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悉数被平反（当然包括株连人数最多的托洛茨基一案），可偏偏我们中国的这位屈死的灵魂还未被赦免。冲洗掉强加在这个人身上的污浊怎么会这么难！正因此，我特别想到陈独秀墓上献一束花。　
尽管陈独秀一生漂泊，四海为家，直至病逝他乡，但他还是让自己魂归故土了——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在这位杰出的思想者停止思想五年之后，其三子陈松年遵其遗嘱，将他的灵柩自四川江津县的原墓穴中迁出，雇船顺长江而下，漂泊几天几夜后，回到故里安庆，与亡母高晓岚葬在了一起。让人深感庆幸的是，经历了漫长的动荡岁月，尤其是经历过“文革”滔天浊浪的冲决，这座名人之墓竟然保存下来了！我去过北京的“红楼”和箭杆胡同，箭杆胡同九号（现为20号）是陈独秀任教北大时的故居，也是他的《新青年》编辑部，隐于紫禁城东的一片灰色的胡同里，已经破旧不堪。看过的先哲的故址越多，就越想谒访其归宿，而且，这种心情越来越迫切。2001年6月24日，我终于抽空随回乡省亲的朋友范学军去了趟安庆。小范下海前是安庆市博物馆里一位考古专业本科生，曾借调到“陈独秀史料陈列馆”帮助工作，对一代乡贤自然敬重有加。在烟尘弥漫的长江边上的一家饭店里，他为我请来两位当地官员，一位是他的前领导、安庆市博物馆的馆长姚中亮先生，一位是安庆市文物局的副局长陈长璞女士——后者的身世远比其官方职位更让我肃然起敬，因为她正是陈独秀的嫡孙女。已是中年的陈长璞是个性格直率、谈吐爽快的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她的“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的祖父。也许唯一不像的是身高——陈女士约1。65米的个头儿，在安徽女人里算是高个子，而她的卓立于20世纪芸芸众生之上的祖父，则只有1。63米的身高，难怪有人背地里非常北京箭杆胡同20号这座老屋，系陈独秀任北大教授时的租居地，也是北迁的《新青年》编辑部。（摄于2003年7月）不尊敬地称之为“矮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诞生了陈独秀这样一个风一样迅疾雷一样凌厉的人物呢？史料告诉我们，陈家一直是清代安庆府怀宁县里的世家。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陈独秀曾在自传中说自己出生于“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小户人家”，但考据家称那只是相对于“大户人家”而言的自谦之辞，切勿当真。至陈独秀的叔父中举做了官且越做越大，后来竟在东北当上正四品的道员后，陈家才让安庆的绅士们瞧得起——“道”乃清代设于省之下、府之上的一级政府机构，当时整个安徽省也不过三个道，即：安庐滁和道、皖南道、皖北道。陈家在当地的地位之尊，自可想见。陈独秀两岁时即丧父，后来成了这位没有儿子的道台（道员的俗称）大人的嗣子，所以自幼无冻馁之虞。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严的白胡子底下开始漫长的求知生涯的。许多有关传记中都引用了陈氏自传里的那段文字，称老头儿极威严，哪家孩儿哭，大人只要说声“白胡子爹爹来了！”那哭声立马会止住。偏偏这位封建大家长特别看中天资聪颖的陈独秀，恨不得让他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全读完，背书背不出，就动手打。于是，陈独秀的童蒙时代就充满着痛苦。人们总爱援引的是传主的这样一段话：爷爷经常被“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2）
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