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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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还提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看过送审稿后，亲自召集了胡乔木、胡绳和郑惠等人开会：耀邦同志在会上反复强调对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非常慎重。……过去很长时期对陈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中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陈。　
不知为什么，党的总书记亲自组织和审定的这篇《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于一年后才发表，而且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由于学术性载体本身的有限影响，文章中的那些对陈独秀的空前公允的评价，如“陈独秀一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等，自然也就没能成为一种让全社会听得到的主流的声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眼瞅着为陈独秀平反只差一步之遥了，却不知为何，又杳无音信了。悠悠十余载，君问归期未有期！反倒是正当中共高层讨论是否该为本党的首任总书记恢复名誉的这一年里，陈独秀在安庆的故居被拆除了。性情如其祖父的陈长璞等坚信冰雪终将消融，她们一代，她们的下一代，还在安徽省安庆市长江岸边的陈氏故居旧址。老房子已荡然无存，现为安庆市自来水公司机关大院。一块石牌标明此地为“陈延年、陈乔年烈士故居旧址”，只字未提其父陈独秀。（摄于2004年4月）致信中南海，要求还陈独秀一个清白。这位文物局的副局长没有向我详说上书中央的过程，更没谈及安庆地方官员对陈独秀的态度，但我还是从别处知道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安庆政闻”——199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督查局的两位正局级官员来到安庆，专项督办李铁映、曾庆红关于陈独秀故居及墓地修复批示的落实情况，并当着安庆市委书记等人的面说过这样一些措辞严厉的话：“1984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过，已不是非常时期，陈独秀故居为什么要拆除？”“对陈独秀墓的维修保护，不能再等待了，不能再麻木不仁了，不能一年是这个样子，两年是这个样子，五年还是这个样子”；“李铁映、曾庆红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的批办件，不是一般的批办件，而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市委、市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由于中南海的督促，安庆的“陈独秀工程”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1999年5月，亦即中央督查大员离去半年之后，安庆市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国家级的“陈独秀墓规划设计专家论证会”，通过了安庆市规划设计院的设计方案，即未来的陈独秀墓将成安庆市的市级公园，以陈墓为核心，周围将建起入口广场、徽式牌楼门、陈列馆、纪念广场、塑像、独秀亭、咏诗亭、六字轩、延年与乔年纪念亭和碑廊等，占地面积将达到十一公顷；参拜者若从安庆城里来，再不必重复我来时经过的那条颠簸不堪的土路，一条宽二十米的高等级公路将从环城路直通过来，路名就叫“独秀路”！现在我所看到的，只是一期工程，由国家文物局拨出专项资金，安庆市政府给予配套资金，总投资高达一百二十万元！国家文物局向来只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把只是省级文物的陈墓列为“九五”全国重点文物维修项目之一，算是为陈独秀破例矣！未来的蓝图确实鼓舞人心，只是什么时候，压在故人棺木上的那些腐土烂叶才能被彻底清除，把一颗久被压抑的灵魂释放到朗朗天日下，化作一尊超凡脱俗的雕像，让世人景仰？我瞅着预留的塑像位置犯起杞人之忧：那尊像什么时候才能被允许立起？它的材料是花岗岩的，还是青铜的？它的风格是写实的，还是写意的？它的体量是普通人一样亲切，还是山一样伟岸？……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1）
离开墓地，我们回到了陈独秀史料陈列馆。一个借用的林场办公室，当然就简陋得不成样子，上下两层楼房，分设五个展厅，收展陈独秀生平的资料、图片、著作、手稿、文物一百五十二件，陈长璞一家为此奉献多多。在二楼一间布置成陈独秀生前起居室的展室里，我看到了那帧刘海粟老人的奉安庆陈独秀墓旁的陈列馆，遗物多为其后人所捐。（摄于2003年6月）献——陈独秀写给画家的书法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我知道这幅遗墨的来历：当年，刘海粟自国外回来，慕名进狱探访陈独秀，并求其墨。狱中人挥毫写下心志，令画师大为激动！而今，我也实在忍不住激动，趁别无参观者，央求陈长璞恩准我进入栏杆之内留影志念。陈笑允。我遂进入独秀先生的“房间”，坐在先哲坐过的旧椅子上，让小范把我叠印在这帧气势若虹的遗墨下。但愿今生有此联醍醐灌顶。安庆的陈独秀故居不知是否会重建，但故人在上海滩的一处完整的住宅却一直没辟为纪念馆。早在来安庆谒陈独秀墓之前的两年，我即探寻过那幢弄堂里的房子。那是2000年1月7日上午，一场连绵的冬雨淋得人心情黯然。我沿上海南昌路自西向东找去，寻找在中国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老渔阳里二号”。这是我第一次在大上海走街串“弄”。上海人的某些性格，的确该归咎于一辈复一辈过于拥挤的生存空间：一条极破败的老弄堂，居然就是一个居委会；窄得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老人正哄着孙儿在陶然地看电视。然而，窘迫的上海人，尤其是陋室里长大的青年女人，出污泥而不染，虽住处陈旧，但衣着与精神头儿都十分光鲜，一汇入大街，即宛如大家闺秀春游探芳一般。南昌路100弄内没有擎着花伞走出的光鲜小女子。冷雨把许多人堵在了家中。无人可问，我只得自己凭感觉看门牌摸进去：1号？不对！2号？有点像。我收了伞，钻进了黑黝黝的窄小门洞内，昏天黑地地喊了一声：有人在家吗？旁边传出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找哪位呀？——上海式的普通话。我赶紧自报家门：我，外地的一个记者，来找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眼前亮了，一个壮实与朴实得不太像上海男人的中年人拉开了门，友好地微笑道：是的，就是这里，请进吧。我找到了！我竟然一个人找到了陈独秀故居！　
民国四年（1915年）6月，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来到了上海。这是陈独秀第四次客居上海。头一次，十二年前，这个从日本回乡的二十四岁的青年“乱党”，因举办了一系列煽动推翻清政府的演说而被安徽巡抚聂缉规指名通缉，他只好逃往上海躲了一段时间。次年，潜回安徽芜湖创办了影响极大的《安徽俗话报》的陈独秀又来上海，这次是参与“暗杀团”活动。试验炸药时，事泄，多人被捕，他侥幸逃逸。但他自此放弃了这种针对某个人的极端行动，认为这不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运动。第三次抵沪，和十年前一样，还是来避难。尽管已是民国了，尽管他曾任中华民国地方政府的实权人物，但因参与了公开反对当朝大总统的“讨袁”行动而受到新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省长）倪嗣冲的追捕（通缉令上，他名列第一），这位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顾问不得不亡命于十里洋场。那一年，他靠给报章写文章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过得极苦。后来，他曾以“独秀山民”笔名在章士钊办的《甲寅》上发表文章，言及沪上生活之惨状：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　
一年后，陈独秀又告别了高君曼与刚一岁的儿子鹤年，只身去了日本。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赴日，这次的东瀛之行，使他与李大钊等一批发愤改造中国的年轻革命者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也使这位激情万丈的思想家与革命家充足了电。他不再安于躲在异国的榻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