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45章

了。
第十四章　众神的黃昏
众神的黃昏（1）
这些强权统治者的末日（众神的黃昏）就要到了。我回到了纳粹党总部，这时恰逢阿克斯曼从另一个方向朝希特勒的地堡走去。在他离开后，我倒下就睡着了，没有脱衣服也没顾得上洗漱。在阿克斯曼回到房间以前，我可能差不多睡了2～3个小时。他脸上带有惊骇的表情。　
他说：“元首和爱娃·勃劳恩已经结婚了！”　
我不相信，但是我的反应天真地就像是这不可能发生一样，“那么在我们突围时就要带上她了！”　
阿克斯曼告诉我，如果温克和伯西不能来解柏林之围的话，那么我们“希特勒青年团”将会把希特勒围在我们中间突围，为他做人肉盾牌。在我的脑海里，我们仍然在为“病人”的生存继续战斗，直到能够拯救我们大家的“奇迹疗法”出现。我仍然想信希特勒青年团将会保卫元首突破苏军铁桶般的包围，然而希特勒已写下遗嘱的消息传开了，我年轻的心灵又一次没能认清这个消息暗含的意思，我确信他不会选择这种懦夫的途径来寻求解脱。希特勒常把自杀说成是懦弱的行为，最著名的一次是当莱比锡市的市长用枪打死家人和自己后，希特勒形容这是一次“懦弱地逃避责任”。我认定元首写下遗嘱是因为他担心即使在希特勒青年团的保卫下也可能在突围时被杀，应该有一个继任者，而且现在更加确定的是戈林和希姆莱已成为了叛国者。　
阿克斯曼从未在我面前提起希特勒幸存下来的可能性，我们的工作就是坚持。温克将军和施坦因纳将军仍然希望能够撕开包围圈把元首和我们救出柏林，假如他们失败，希特勒青年团孩子们的尸体将会为希特勒提供一个屏障，以保证他穿过苏军的阵地与我们的队伍会师，他们想把领袖带到阿尔卑斯山的堡垒。阿克斯曼和他的随从中的其他人从未提及希特勒可能自杀的事。　
这天晚些时候，我收到了党区领袖（地区领导）卡尔·汉克给戈培尔家人的一封电报，它很可能是汉克对戈培尔获得新任命的回应。戈培尔家在地堡的上层和下层都有房间。把这封电报送往何处需要由我决定，我决定还是把它送到上面的房间。正在这时，戈培尔从下层的地堡走了出来，他的妻子向我走来，两个女儿陪伴在她身边。我向他们行了礼然后把信给了戈培尔。　
汉克的电报是从布雷斯劳发来的。我的父亲也认识汉克，作为堡垒的指挥官，这些天他经常在新闻中出现。我紧挨着玛格达·戈培尔站着，我开始觉得戈培尔的身材是那么矮。他撕开信封，把电报拿了出来说道：“噢，是汉克来的。”　
戈培尔夫人凑到他的肩膀上看了一下，说：“可怜的卡尔，除夕时我们还在一起。”　
在那天晚上戈培尔一家向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告别。他们在新的帝国党总部的一个地下室里举行一次不正式的聚会，他们的6个孩子都围坐在橡木桌旁，大约有40位工作人员在场。一位15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唱起了古老的德国摇篮曲，每个人都满眼含泪地跟着唱了起来，这个温馨的场景被新帝国党总部的喧嚣声包围着。一楼是许多身穿污浊不堪的灰绿色军装的正规军士兵或党卫军，他们在来回奔跑并大声喊叫听起来已是越来越没用的命令。地下的防空洞已人满为患，到处都是妇女们的尖叫声和孩子们的哭声。可怕的堕落行为现在随处可见——夫妻当着正在喂孩子的妈妈们做爱，而此时祖父们都死死地抱着他们仅能找到的食物不放。野战医院也挤满了在痛苦中呻吟的受伤的士兵，申克医生跑来跑去，新的伤员这时又被急匆匆地抬了进来。　
那天阿克斯曼命令汉尼斯和我把一个情报带给党卫军的副领袖奥古斯特·黑斯弥叶（August　Heissmeyer）；　他正掌握着史潘道区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是由史潘道和波茨坦两地纳粹学校中的精英组成的，他们的狂热、勇气和自愿为他们的领袖牺牲自己的意愿与我们以前的卡尔·库茨克敢死队几乎不相上下。　
敢死队曾设法把在布雷斯劳东南方的万森和威格威兹的苏联军队击退，现在阿克斯曼想让黑斯弥叶在史潘道区做同样的事情，有消息说这座城市已经被苏军完全包围了。阿克斯曼亲历了一次主要的战斗，黑斯弥叶也一样，在我们离开去找到他不久以前，他刚刚给团员们做完一次鼓舞士气的演讲，“绝不投降！要战斗到最后一人！”然而阿克斯曼和我们都不知道的是，这个无畏的战士随后就跳上了加图机场最后的几个航班中的一个，和他的妻子一起从苏军的包围中跑掉了。他告诉他的司机：“假如我们失败了，所有的这些团员无论如何都要被枪杀。”这真是对我们的纳粹领导人令人毛骨悚然的讽刺。　
希特勒和阿克斯曼都对希特勒青年团的战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柏林的形势与布雷斯劳的形势大不相同，那个西里西亚首府已被卡尔·汉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堡垒，任何人不得出入，城市的每一个入口都设有路障。帝国的首都就不一样了，它是一座开阔的城市，被烟火埋没，挤满了难民和需要睡眠、食物和弹药的士兵。　
当身体处于疲惫和饥饿的状态下，意识最终会达到一种相似的状态。希特勒不这么认为，他相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意识总会战胜物质。我感到我正被放到这种实验中，我精疲力竭，尽管我们仍有足够的食物和一张可以稍微睡上几个小时的行军床。
众神的黃昏（2）
在我们完成了无用的任务回来后，汉尼斯和我极需要汽油。阿克斯曼命令我们到面对着赫尔曼·戈林大街的地下油库中去取一些。到达后，我们发现希特勒的私人司机艾利赫·凯姆普卡掌管着油库。凯姆普卡是希特勒最亲近的人之一，他和鲍曼一样对我们极不尊重或者是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他粗暴地说：“我们没有汽油！战争时期！”我们的恳求也无济于事，我们被告知在蒂尔加腾区可能还有一点。汉尼斯说他去那儿找，他再也没有回来，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到了那儿，或他是否找到了汽油以及他从那儿又到了哪里。他是不是和其他人一样，在喝过最后一口schluck　（从他的水瓶子里喝）振奋了一下精神而随后确定战争已经结束了呢？　
我将永远也得不到那个问题的答案，我永远也见不到汉尼斯了，尽管我不久后就知道了凯姆普卡手里有汽油，但不是给我们用的。　
4月29日那天有关墨索里尼下场的消息一定是传到了柏林。这位领袖和他的情妇克莱拉·彼达其被游击队员在意大利北部给抓住了，被处决后他们的尸体被倒吊于米兰的一个集市上受到了许多人的羞辱。这个消息是否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不得而知，这个消息是否对希特勒有什么影响也是不得而知。墨索里尼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并且非常了解他要遭到的报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地堡，在他们离开的同时，希特勒也开始考虑他离世的确切时间。一些人接到了撤离的命令，其他一些人想出了看似合理的办法为自己的离开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借口。在希特勒的遗嘱被打成定稿后，他命令4个军官把遗嘱的副本带给在佩兰湖总部的海军司令邓尼茨，和已被指定为陆军总司令的陆军元帅舍尔纳（Schorner）。这些被选为信差的人是希特勒的新闻发言人鲍曼的助手海因茨·劳伦兹，党卫军上校威廉·詹德（Wilhelm　Zander）和希特勒的陆军副官少校威利·约翰梅尔（Willi　Johannmeier）。那天早上他们带着危险的任务离开了。　
过了不一会儿，另一个小组又离去了。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的副官征得了他们指挥官的同意，试着去寻找温克在西南方的第12军。弗赖塔格·冯·诺布朗霍文（Freytag　von　Loringhoven）对克雷布斯说他不想“像老鼠一样”在地底下死去，他更愿意在战场上战死。克雷布斯说这要由元首决定，希特勒竟然同意了。希特勒想知道冯·诺布朗霍文计划如何离开柏林，当这位副官说到他会设法到哈韦尔湖里找一艘船时，这引起了希特勒的兴趣，他推荐说应该找一艘平时在湖上游玩时用的那种电瓶船，以免被苏军听到声音。　
冯·诺布朗霍文非常了解希特勒，知道元首此时已陷入了细节的思考中，希特勒明显地被电瓶船的想法所吸引了。不想被搞得心烦意乱，冯·诺布朗霍文毫不迟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