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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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Ｗ·加德纳在其短篇杰作《论领导艺术》中，列举了十四条个人品性，它们在领导者的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中都很重要。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也从这一领域的学者那里总结经验，这些学者包括拉尔夫·斯托吉尔、伯纳德·巴斯、埃德温·霍兰德。加德纳列举出的这些品质是每一位总统都应该具备的，即充沛的精力、用智慧去指导行动的能力、勇于承担责任、胜任职务、对其追随者及他们的需求充分理解、善于与人相处、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要求、有调动他人积极性的能力、既有胆量又稳健、具备赢得信任的能力、处事分得出轻重缓急、自信、果断和适应性强。
在所有这些品质之中，正直对于总统是最重要的。一年前美国前参议员艾伦·辛普森在哈佛大学介绍杰拉德·福特时说：“如果你正直，这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不正直，什么也都无关紧要。”
人们有理由谈论公众领导人的私生活必须具备何种美德。有人认为如果政客犯了生活错误，例如说通奸，他就没有资格身居要职：“如果他妻子都不信任他，我们也不能。”但历史证明这条标准定得至少比我们需要的或期望的要高。想想富兰克林·罗斯福吧，他去世后２０年，美国人才第一次得知他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他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父亲时与露西·默塞尔陷入热恋，这几乎毁了他的婚姻。他斩断情丝，结束了这种关系。但在他临终时，守在他身边的人是露西，而不是艾琳娜。多丽斯·基恩斯·古德温指出：艾琳娜忍受这场婚外情长达４０多年之久！尽管如此，罗斯福仍然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总统。
人间的感情，如何能让人分个清楚、说个明白？没有简单容易的答案。在感觉论的新时代到来之前，我看新闻记者们经常采用的标准算是最好的：当政治家的私生活已经影响到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时，我们也要区分对待。如果他狂喝滥饮，放荡无度，吸食毒品，举债累累，那他就出格了。但我们应该对人性的许多弱点表现出宽容和理解，克林顿的出格不是因为他与别的女人有性关系，而是因为他是在总统办公室里与白宫实习生发生了关系，之后又矢口否认。
尽管对于个人生活的标准有争议的空间，但公众行为的准则却是同一的。总统治理国家，必须取得公众以及本系统内部民众的普遍信任。信任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要努力去赢得。总统值得信赖、对其行为负责并要求他的部下也达到了同样的道德标准，这十分重要。政府就一些敏感问题有权保持沉默，除非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否则没有必要撒谎，也无权通过编造故事误导民众，那些制造谣言的人是对民主的严重践踏。
国家最高统帅除了有正直的人品，政治学家埃弗雷茨·卡尔·莱德认为他的“总统智慧”也极为重要。“总统智慧”是知识、判断力、性情、对于未来信念的合一体，是英明决策和负载着责任的领导力量的源泉。对于世界与历史都一无所知的总统，当政是危险的。如果头脑是惟一的准绳，那么尼克松、卡特、克林顿应该算是近年来最伟大的总统了。比如里根，他有很强的综合能力又有高情商，二者的结合使他成了有远见的预言家。
勇气是总统领导艺术中的又一重要因素。今日政坛，除非有为美好事业豁出一切的勇气，否则不会成功。若没有这份胆量，尼克松永远都不可能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里根也不会在子弹下死里逃生、加快冷战结束的进程；克林顿更不会在不利的情况下保障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顺利通过。勇气必须伴以谨慎，克林顿的卫生健康计划就缺少了一点慎重。领导艺术中的必要条件是内在胆识。
领导者的七条训诫领导者的七条训诫（2）
２．高尚又有感召力的核心目标
总统必须具备坚强的性格，同时他还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他必须告诉民众走向何方，才能把他们团结在他身后。林肯的目标是拯救联邦，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目标是结束大萧条并赢得战争的胜利。人们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他们的总统正在举步何方。近年的总统中，只有里根目标明确，即降低税收、削减开支、压缩规章制度、减少赤字、增加国防预算。在竞选中他大力宣传他的目标，因此他不仅获得了授权而且为实现这些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预算赤字是个例外）。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福特、卡特、布什、克林顿也都有过美好的希望，但他们在任期之内从未清晰地说出过一个既有核心性又有强烈的感召力的目标，结果是悔之晚矣。
总统的核心目标必须植根于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中。美国人的价值观在《独立宣言》早已明确阐明，正如Ｇ·Ｋ·切斯特顿所说的那句明言：“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建立在信念之上的国家，这个信念在《独立宣言》中已从法理和逻辑上公之于世。”我们所有伟大的总统都到宣言里去寻求灵感和力量。林肯说过他的每一条政治信念都起源于它。我们并不是意欲说出我们自己是谁，而是要说出我们想要缔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而且知道道路漫漫、路途遥远。这是我们的共识。总统就职后不用像ＣＥＯ那样重新规划蓝图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他应该给我们固有的信念中注入新的活力，适应于时代的脉搏，引领着国家走向更大的辉煌。马丁·路德·金大声地说“我有一个梦想”，他的话语强劲有力，因为他正站在林肯纪念堂前向我们疾呼，呼唤我们去实践《独立宣言》中的誓言。
总统一旦偏离了国家的核心目标，就要遭遇危险。克林顿卫生健康计划的落败，很大程度上在于违背人愿。富兰克林·罗斯福知道他的社会保障计划和传统相违，经过精心设计，执行时政府并未动用国家收入，因为他使民众相信他们是把钱“省下来”而为了自己的将来。制定出与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的计划才是它被接受的关键。
３．说服他人的能力
在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总统能否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并不重要。从杰斐逊到威尔逊，国情咨文只是一份写给国会的书面报告。即便是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时期，与其说它是一篇美妙动听的演说，不如说它是各种利益集团的老练的掮客。电视改变这一切。肯尼迪和里根成了２０世纪公众心目中最令人难忘的演说家，他们是运用传媒的大师，他们都有通过电视去说服大量听众的能力。里根更是把电视作为达到立法目标的有力武器。
当今的麻烦是总统说得过多，而使听众们失去了兴趣。乔治·布什每年公开发表演说的次数比里根多，而克林顿发表公开演说比他们二者的总和还要多，仅１９９７年就发表公开演讲５４５次。他擅于用简单术语与听众交流，解释公众提出的复杂的政策问题，在任何论坛上，他都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讲得过多，就失去应有的效力。
４．与系统合作的技巧
现在政治顾问们的误区是认为能说服广大民众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电视已成为领导力量中不可缺少的工具。里根的成功显示总统与他的班底与民主政体的其他部门精诚合作也至关重要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