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37章

那是一架名叫“伊尔14”的小专机，有十个座位，前边有一张床，床对面还有两个小座位，是首长在飞机上休息的地方。造反派在机舱后边睡得好香好甜的时候，王任重醒来了。他趴在床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曹志勤把信交给了姨父，让他想办法转交给毛主席。只有一页纸，没有折叠，也没有信封。姨父匆匆看了，大意是，他衷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姨父把信折叠起来，揣起来了。后来，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中南局第三书记陈郁。他始终想不明白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斗争动力和斗争对象之间有着一个共同的领袖，双方都在向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表示他们的忠诚。　
飞机在天上飞，姨父还在想着地上的事情。到了长沙上空时，地面塔台通知说，武汉气候好转，可以在武汉降落。武汉有武昌南湖的民用机场和汉口王家墩的军用机场，要选择哪个机场降落呢？按规矩，民航飞机应该降落到武昌南湖机场。但他想，造反派内部肯定通报了王任重就要飞回武汉的消息，造反派势必拥进南湖机场，降落到那里要出大麻烦。过了长沙，他就让机长给汉口王家墩军用机场塔台联系，塔台说可以降落。他又临时决定，飞机降落到王家墩机场。事实证明，改变机场的决定是必要的、正确的。武汉造反派果然知道王任重被揪回来了，武昌城区满街的高音喇叭；遍地都是红卫兵。南湖机场早已挤满了人。如果在那里降落，王任重就会落到造反派手里，失去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的保护，就会发生像北京斗彭真、斗罗瑞卿那样失去控制的惨痛后果。　
下午一点钟左右，飞机在王家墩机场悄然降落。机场上一片冷寂，除了调度室以外，什么人也没有。飞机上的造反派还在熟睡。　
在机场等了好久，才来了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和湖北省军区的首长。他们原要到南湖机场接人，感到凶多吉少，又得知专机改在王家墩机场降落，才感到这是一个打过仗的人在指挥飞机，立即改变路线，避开人群，从小道上绕到王家墩来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打过仗的人就是他们熟识的朱汉雄。姨父像完成了一次作战任务那样，向张体学报告：“体学同志，中南局要我送任重同志回湖北，我的任务到此完成了。”　
在机舱里呼呼大睡的造反派一觉醒来的时候，张体学和韩东山早已把王任重接走了。姨父看了看表，这时是下午三点钟。从造反派在广州抢走王任重，到他把王任重送回武汉交给张体学，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金明来家里看望当年临危受命的朱汉雄同志。姨父忽然产生了写作冲动，对金明说，你让我护送王任重的经历，可以写十万字的报告文学呀！金明说，哦，《人民日报》应该给你一个版。
3。邂逅绿林好汉
姨父从武汉回到广州不久，五六个大喇叭突然从天上冲着他的耳膜吼叫：“把罗瑞卿、王任重的死党，大特务、大土匪朱汉雄揪出来批倒斗臭！”大喇叭音量很大，在不会少于一公里的辐射半径里进行了一日数次的狂轰滥炸之后，他就跟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常委们一起，被造反派关押到三寓路的一个“牛棚”里了。　
姨父对造反派实行的“群众专政”嗤之以鼻。他坐在“牛棚”里冷眼审视着从天上飞下来的每一顶帽子，感到它们的尺寸跟自己的脑袋都对不上号码。比如说被打翻在地的罗瑞卿大将，虽然是他十分尊敬的老首长，但他并不知道高层政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他是罗瑞卿的“死党”，他就说，哎呀，我是高攀不上的！至于“大特务”这顶帽子，如果仅仅按照它所包含的“特别任务”的字面意义去理解，只要去掉“大”字，似乎是可以接受的。需要费一些唇舌的是最后一个“大土匪”，这肯定涉及他投奔延安之前的一次偶然性经历。　
那是他跟同学们作出结伴到延安去的决定以后，正为凑不起路费，也为不敢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而焦虑时，一个名叫伍明耻的同学也在为筹集路费而发愁。那天下午，他俩来到一条小河旁边。小河在这里扭了几道弯，这个地方就叫“太极图”。他俩觉得属于自己的命运好像也陷进了这个“太极图”里，就仰脸躺在“太极图”中的草滩上胡思乱想。伍明耻忽然爬起来说，别发愁了，走，咱到山上玩去。姨父爬起来说，好，到山上玩去。　
黄昏时候，他俩走到山下一个破庙里，忽地从山上下来了一群土匪。土匪头目就是永兴场的人，名叫傅聋子。傅聋子认识伍明耻，并不戒备这两个小孩子，照旧带着土匪向山下跑。他俩也稀里糊涂地跟着土匪跑，又晕晕乎乎地回到了永兴场。刚刚过了“太极图”，土匪就乒乒乓乓地乱打枪，一直打到关帝庙——国民党联保处的所在地。那是姨父第一次看到打枪和打仗，枪一响，他就怦然心动，热血沸腾，对土匪说，把枪给我，叫我也放一枪。土匪顾不上搭理他。他又说，你们打枪，为啥不叫我打枪？土匪们照旧不理，却径直冲进关帝庙，把联保处的枪支全部劫走了。　
乌黑发亮的枪支和“乒乓”的打枪声，对十六岁的姨父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土匪劫来枪支就往山上跑，他和伍明耻也跟着土匪跑，一口气跑到山顶上。土匪做饭犒劳弟兄，姨父也跟着吃了腊肉。姨父觉得好刺激、好热闹、好新鲜呀，说不定好戏还在后头，说不定还能捞到一杆枪，又跟着土匪钻进大山，拱到一个草窝里睡了一夜，又跑到一个荒村里落脚，夜间却受到围剿部队的突袭，枪打得乒乓直响，子弹贴着头皮“啾儿啾儿”直叫，跑了一夜才突出包围。天亮时，傅聋子向他俩走过来，给他俩一人塞了一小块大烟土，说，你们走吧，不要跟着我们跑了。说罢，就率领众土匪遁入山林。　
姨父玩得刺激、玩得痛快，但他为时三天的失踪早已急坏了母亲。在他失踪的第二天，区公所的人就带着保丁来抓人了，说在土匪攻打关帝庙时看到他跟在土匪后面跑，一副不怕死的样子。他刚到家，母亲就赶紧叫他躲到四姑家里去了。后来，母亲看到伍明耻出现在永兴场的大街上，以为没事了，才把他叫回来，却不知道伍明耻的哥哥是帮会里的袍哥，区公所不敢惹他。姨父头天晚上回来，第二天一早就闯进来几个拿枪带棒的，把他抓到了刘备庙。　
刘备庙里是区公所。在一个像是木头笼子的卡房里，姨父被囚了一个星期，多次被拉到大殿里，在“刘备”的目光注视下接受审讯。姨父具有遇险不惊的优秀品质，几乎是饶有兴味地供述了跟着土匪看热闹的经过，包括他有幸吃到的腊肉。是的，那是一种腌得通明透亮的腊肉，却隐瞒了大烟土，那将成为他去延安的一段路程上的路费。最大的难题是审问者向他要枪。这使他也埋怨起自己来了，你怎么忘了向傅聋子要枪呢？最好是一支短枪，那么，他就会怀揣着短枪投奔延安了。而眼下，不管区公所怎样逼他、吓唬他，他只能继续供述腊肉的味道。姨父在学校有个外号叫“朱哈儿”，他在大堂上的表现，使区公所认定，他的确是个稀里糊涂、缺了个心眼儿的“朱哈儿”，就向他的母亲勒索了三十块钢洋，把他放了。　
姨父感到庆幸的是，正是这次与土匪的邂逅和区公所的抓捕，才使母亲横下一条心说，走吧，孩子，家里实在呆不住了，远走高飞吧，娘不留你，娘再给你凑路费。　
现在，大喇叭的叫喊没有使姨父感到可怕，而姨父的母亲——年过古稀的朱奶奶却受到惊吓，神经失常了。　
夜深人静时，她时常跑出去寻找儿子，在小巷里喊叫儿子小时候的名字：“增子，增子！……”
4。震惊全国的“窃听案”（1）
更加严重的事情发生了。1968年4月的一天，广州警备司令部执法处处长带着两名军人闯进“牛棚”，只对姨父说了一句话：“跟我走！”就把他塞进一辆黑色小汽车里，拉到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关押在一个窗户上钉了木板、糊了厚厚一层报纸的小房子里。多年以后，姨父才得知他被逮捕时曾经被他忽略了的一个细节：警司执法处处长是带着一副手铐来抓他的，但把手铐拿出来时，却发现他只有一只手。执法处处长回去对警备处处长说：“妈的，手铐没给他铐上，倒是给他当了一回通信员，还得替他提水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