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9-历史选择》历史选择-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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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把毛泽东争取王稼祥、张闻天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诬蔑为宗派斗争，而不是原则斗争，显然是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而且他把“中央队三人集团”的形成时间说在长征开始前也是不对的。
起先，为了战略转移的机动性，最高“三人团”决定只带少数机关人员，并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以便于行军作战，同时也使这些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人身安全有保证。洛甫没有过多的考虑便同意了，可毛泽东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行军途中领导同志在一起行走，可以相互沟通思想，彼此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且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一些同志，争取同情者。如果分散到各军团互不照面，很难沟通，不容易形成一致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分散到各军团去，而主张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各梯队。
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洛甫，洛甫觉得有道理，便找博古反映意见。
“把政府工作人员分散到各军团要重新斟酌。你不觉得这样做有欠慎重吗？董老、徐老、林老、谢老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分散了谁照顾？他们都是老弱病残，怎么能跟战斗部队跑？”洛甫十分认真地说。
“你原来不是也同意分散吗？怎么又变了？”博古感到纳闷，“那怎么办？把他们留在苏区你又不同意，前几天你还为把瞿秋白、何叔衡留下大为不满呢！”
洛甫说：“不留下可以有别的办法嘛！毛泽东同志提议把政府机关集中，便于统一照顾。”
博古紧跟着问道：“你的意见呢？”
洛甫毫不犹豫地说：“我就是因为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所以才来向你反映的。毛泽东是政府主席，‘三人团’应该尊重他的意见。”
博古无可奈何，挥了挥手说：“好吧，我跟李德、恩来商量后，立即把决定告诉你。”
最高“三人团”商量的结果，采纳了毛泽东、洛甫的建议，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集中行军。
还是项英多了一个心眼儿，他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提醒说：
“你们无论如何要注意毛泽东的言行，防止他对部队施加影响。”
博古犹豫地说：“我们把他放在中央纵队，跟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他们在一起，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毛泽东不直接接触部队。”
项英仍是不放心：“那么，洛甫呢？王稼祥呢？他们靠得住吗？”
博古肯定地说：“洛甫同志是莫斯科来的，稼祥同志也是，可能有些问题看法不一致，但不至于离大谱，何况洛甫跟军队没有任何关系，稼祥伤势很重，能完成每天的行军就阿弥陀佛了。”
李德也同样自信地说：“毛泽东跟中革军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接触的机会，更何况在大军西进的连天炮火中，行军、打仗、宿营，连饭都吃不好，觉也睡不香，能有多少时间进行政治活动呢？”
事实出乎他们的意料。长征途中，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不仅行军走在一起，而且宿营住在一起，一有时间、有机会、有条件，他们就互相交谈、讨论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可以在担架上聊天，洛甫虽然骑着马，也可放慢速度加入谈话。没有战事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白天养足精神，晚上躺在被窝里彻夜长谈。
他们在一起的这些谈话，被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幽默地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的确，不能小看这些谈话。正是这些长长短短的谈话，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引发了思想认识上的共鸣和飞跃。他们交谈的中心内容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如这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有什么经验教训？王稼祥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洛甫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阐述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
关于长征路上特殊环境中的这段担架情，王稼祥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是这样回忆的：“要说我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是个功绩的话，这首先是毛主席对我教育、启发的结果。长征开始，毛主席有病坐担架，和我同行，每当到宿营地休息时，经常在一起交谈。由于我对毛主席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和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的伟大胜利十分敬佩，所以，我向毛主席坦率地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毛主席很赞同我的看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说了中国的革命不能靠外国人，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也使我更加坚定了支持毛主席的决心。”
一路上的随意交谈和充分讨论，也使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在思想、观点上同毛泽东逐步一致起来。他开始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张闻天后来叙述这一段经历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在毛泽东、王稼祥、洛甫这“三人行”中，论年龄毛泽东最大，论职务洛甫最高，他是三人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书记，是“通天”的，按理应以洛甫为“师”。但洛甫信奉“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他这时认为真理在毛泽东手里，所以真诚地跟毛泽东走；王稼祥更是早就认定毛泽东是正确的，对毛泽东十分尊重。所以，在他们三人中，毛泽东实际上是“师”，是灵魂和旗帜。
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队三人集团”便在长征路上形成了。它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只是在反对李德、博古“左”倾路线中的一种政治上的联盟，也不像李德说的是早在中央苏区就存在的一个宗派主义组织。但是这个松散的“中央队三人集团”比中央的最高“三人团”更掌握真理，更有战斗力。
湘江之战后，“中央队三人集团”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发出挑战，打出的旗帜是：讨论失败原因。
这个旗帜由毛泽东率先打出，并得到王稼祥和洛甫的响应。
讨论失败原因，戳中了博古和李德的痛处。
湘江之战后博古精神几近崩溃，已经不敢负责，也无力负责了。
李德虽不服气，但也不敢再高昂他那日耳曼人骄傲的头颅。广昌之战对李德的威信是一次打击，放弃中央苏区对李德的威信是一次沉重的动摇，而湘江惨败则使李德的威信扫地殆尽。他再也无法摆“太上皇”的臭架子了。
过了湘江之后，红军的指挥权虽然仍在最高“三人团”手中，但“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此时，周恩来的态度举足轻重，他是否赞成“讨论失败”？
周恩来本来就与毛泽东在军事思想上有相通之处，一败再败使他内心苦闷到极点。现在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原因，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答应在部队情绪稍微稳定后召集会议，展开讨论。
第二章　欲挽狂澜转变行军方向的三次会议（一）
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回顾道：“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山界一直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往西北，……到达遵义，沿途争论。在这个中间，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
沿途争论最为激烈的是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这三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序曲。
翻越老山界时，周恩来直接听到毛泽东对最高“三人团”指挥的尖锐意见。以后又陆陆续续直接或间接听到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的不少意见，这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