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传奇丈夫阿拉法特(节选)》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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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每次重大会议前夕那样，阿拉法特以极大的毅力周全考虑，喜欢显得不露声色，而是继续不倦地工作。但诽谤者们要当心他的严厉反驳。
上一周，他抵达的黎波里与卡扎菲上校会晤。本周一，他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同军政府首脑奥马尔·哈桑—贝什尔举行会谈。在突尼斯会议之前，阿拉法特需要确信其队伍的忠实程度。他的士兵们在贝鲁特分散后驻扎在好几个穆斯林国家，如在苏丹或在大漠深处。他们条件艰苦，无声无息地生活。
阿拉法特非常喜欢去见他的士兵们，同他们一起吃饭。他在他们之中重新过简单的战士生活，这像是给他服了兴奋剂，犹若再生，使他回忆起黎巴嫩一场场战役的艰难时刻。他吸取了新的力量，去对付巴解组织中的“政客们”。他放心了，知道他的战士们即使迷失到天涯海角，始终相信他，对巴勒斯坦充满信心。这是他从戎以来一直跟随他走南闯北的老战士，编制精良、纪律严明的部队。可谓在任何情况下为他而战的忠诚军队。
4月7日，星期二，晚上，约七点钟。阿拉法特离开喀土穆返回突尼斯。他乘坐的飞机应飞越利比亚上空，并在库弗拉绿洲作技术停靠，以便加燃料。在几内亚比绍注册的飞机是安托诺夫—安26，俄罗斯制造，有两个螺旋浆发动机，性能安全可靠，广被使用。驾驶员中，两个是巴勒斯坦人，一个为罗马尼亚人。在喀土穆起飞前，他们请巴解组织领袖为日前一起拍摄的留影题字，等送阿拉法特到突尼斯后，他们再飞回非洲。那家私人航空公司拒绝承担其他飞行任务。
阿拉法特在始终带有最神秘色彩的出访中，可按其需要使用阿拉伯国家一些元首或巴勒斯坦富商们提供给他支配的飞机，其中有一批在非洲地区。
起飞时，一切完全正常。机上十二三人，除了三名机组成员，有阿拉法特及九位保卫人员。飞行期间，利比亚雷达报告，整个地中海有强烈的沙尘暴，库弗拉机场不能使用。沙旋风卷，全无能见度。驾驶员决定改朝南飞行，距库弗拉三百余公里，飞到萨拉赫机场。无论如何必须降落加油。沙暴险些使飞机像翻煎饼那样，而且几乎完全堵塞了涡轮螺旋桨发动机，造成飞机无法控制地下降。
二十点四十分，的黎波里航空监管处收到如下信息：“喀土穆—突尼斯特殊飞行，无法降落。萨拉赫机场，争取临时着陆。”
二十点四十五分，利比亚雷达屏上再也看不见阿拉法特的专机。接着，再无任何无线电信号。警报拉响。阿拉法特的飞机坠毁在沙漠之中。
在突尼斯城，托泽尔街39号，开始了焦急不安之夜。苏哈和阿拉法特的婚事得到正式承认刚刚三个月，便独守空房。噩耗传来，世界震惊。巴解组织要求美国和法国提供救援，寻找飞机失事地点。阿拉法特夫人房子的二层小办公室兼客厅异常安静。她已被众人遗忘。在大多数巴解组织负责人眼里，她算老几？新婚夫人的地位不过刚刚正式化而已！
第三部分大难不死（2）
我在这处房子里已被遗忘，犹如寡妇，无依无靠。身边无一人，没有接到一个对我表示安慰，问我是否需要点什么的电话。仅有一人例外，就是我丈夫的发言人顾问巴萨姆·阿布·沙里夫。在突尼斯城，我发现我对他们分文不值。我信得过又正确对待我的，只有法鲁克·卡拉米和乌姆·吉哈德。
我躲在二楼自己的办公室兼客厅里，独自祈祷，企盼传来消息，传来奇迹。许多挂在墙上或作为装饰摆得明显的阿拉法特照片，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付出何等艰巨代价的这一婚姻，难道就这样完结了吗？
他最喜欢的照片有：他自己二十三岁时在开罗的青年照，即1952年为巴勒斯坦事业向纳吉布将军递交用血署名的请愿书的那张；纳赛尔1967年六天战争失利后在他客厅里留影，身边有阿拉法特、阿布·胡勒、阿布·伊亚德和法鲁克·卡拉米，巴勒斯坦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阿拉法特穿军装在贝鲁特街头，阿拉法特与战友阿布·吉哈德及其勇敢的夫人乌姆·吉哈德。有阿拉法特在联合国讲台上演说照。当然，还有阿拉法特和我一起的精美照片。夜深了，仍然毫无音讯。我一直在收听各个电台的广播。我得知密特朗总统同意法国及其军事机构参加寻找阿拉法特的任务。
忽然，我脑海里闪出一个古怪的念头。尽管我非常不相信预知力，但在这种时刻，不管什么主张只要给我以希望，真巴不得能抓住。我在自己的小办公室坐定，到处分放着阿拉法特个人的东西。我把自己平时戴的金项链放在古兰经袖珍本上当做摆锤，开始企盼起来。我从法国周刊《巴黎竞赛画报》里挑了莱迪迪父亲的照片。坠摆一动不动。而当我把坠摆放在阿拉法特的像上，不仅动了，而且摆动很大，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奇事。如此反应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坚持，坚持希望，不过我心里思量，要理智地对待。几分钟后，我改用戴高乐将军的书作同样试验，封面上有他的照片。摆锤在阿拉法特相片上晃动，而在戴高乐相片上却不动。我该从中看到一个迹象，并坚信吗？我想，必须继续祈祷，要祈祷。我进入一种半睡眠状态，即第二状态。可听得见连接丈夫办公室保安的步话机，时不时错过少有的、依然相同的信息：“没有什么新情况。”
宣布阿拉法特死去的消息传遍全世界。被占领土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幼，深夜全都走出家门，放声大哭，高喊阿拉法特的名字。国际上各大国首都，开始研究将招致中东大震荡的这一空白所带来的后果。在耶路撒冷，沙米尔满意得不住地搓手。
4月8日，星期三，朦朦胧胧中不觉黑夜已去，白天来临。我仍然匍匐在地。九点钟，电话铃一响，我猛地站起来去接。一位军官向我宣布：
“找到了，他还活着！”
听罢，我放声哭了，号啕大哭，哭个不停。他还活着，我的恐慌心情顿时消退了，但仍处在被打击之中，甚至连站都站不住。
几分钟后，电话又来了。难以置信：是他的警卫员，一同从喀土穆上飞机的。他简单说了一句：
“很好，他想跟您说话。”
话音很远，不过真的是他，毫无疑问是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仅仅问他一声：
“您好吗？”
“别担心……”
于是；我又泪如雨下，等着挂上电话。我冥想：“何等奇迹，简直神了！他不能就这样走了。巴勒斯坦人民需要他，我也需要他。”那时刻，他只与三个人联系：他在开罗行医的兄弟法蒂，法鲁克·卡杜米和我。
我还在哭泣，其他电话开始不停地打来。大家都欢欣鼓舞。日前见不到的人，现在都争先恐后地跑来看我。昨天晚上，还被孤独地遗弃在家，而今天一早，客厅挤满了人。我不禁想起阿拉法特一再跟我说过的话：
“必须严于律己，要锻炼吃苦耐劳精神。不论困难或后果如何，决不被吓倒。”
最先给我打电话的人中，有也门总统，他提议为我提供飞机去利比亚。
在大漠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阿拉法特后来给我作了详细描述。当时，完全没有能见度，飞行员决定临时降落，请求阿拉法特坐好。而他要坐在驾驶室里。最后，他同意坐在机舱后部，由警卫员们护着，组成人墙似的。
机舱内噪声响得厉害。大风猛刮，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