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68章

褪沟弥醒氪笱У慕逃柿坎欢系玫教岣摺！?br /> 为了繁荣学术和促进高深学问的研究，在罗家伦的倡导下，中大校务会议决定发行两种学术刊物，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丛刊”，登载专门研究之著述，分为《文艺丛刊》、《社会科学丛刊》、《教育丛刊》和《农业丛刊》；另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专篇”，对于特别有价值的著作，专印成册。同时，罗家伦从研究条件和社会需要来考虑，不遗余力地谋求中大与社会事业和学术机关的合作。如，与江宁要塞司令部合作要塞造林，与中央棉产改进研究所合作种棉实验，在江苏省推广纯良棉种，开办中等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班，与实业部合编《中国经济年史》，进行全国儿童问题咨询，主持高中英语和数理化测验，进行淮河流域土壤分析、四川石油调查和滇边地理考察，等等。这一系列研究活动，既对国计民生有所裨益，又拓宽了学校研究经费渠道，还增强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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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来：罗家伦重建中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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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罗家伦还制订了学校行政工作的三条原则：（1）厉行节约，缩减行政费；（2）力持廉洁，养成廉俭风气；（3）提高效能，少用人多做事。以把学校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教学设施的改善。罗家伦上任后的前五年，用于校舍建筑方面的经费达八十七万元，先后建成或扩建了图书馆、体育馆、生物馆、东南院、南高院、牙医院、音乐教室、游泳池和学生宿舍等。至抗战前夕，中大已颇有最高学府的恢宏气势。图书杂志也大有增加。接受东南大学图书馆时中西文藏书共有四万八千册，而一九三七年中大图书馆收藏图书已达四十万七千册（中、西文各半）。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所购中文书中善本极多，不胜枚举；西文书中也大多是较珍贵者，如GeographicalJournal，连续刊行一百三十四年。最贵的杂志达七千元一套，但为了研究的需要，罗家伦均不惜巨资，全部购齐。此外，由于院系学科众多，教学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标本、模型等甚多，中央大学亦大量购进。　
玫瑰色的甜梦　
经过几个春夏秋冬的努力，罗家伦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实”。一九三四年时，他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机到了”。因为：（1）首都大学在国家用人的时候，决不应只是上千人的大学；（2）中大地处市中，车马喧嚣，市气逼人，不适宜研讨学问，培养身心，养成“高尚纯朴”的特殊学风；（3）四牌楼校址不过三百余亩，湫隘逼窄，实无发展余地，而工学院又亟须扩大面积，添建实验室；（4）农学院与校本部分离，教学设备不经济；（5）师生食宿，杂处市井，身心不安，而且不能常相接触，问难质疑。所以，罗家伦打定主意：要在市郊另觅校址，建造一个能容纳五千至一万名学生的首都大学！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为二百四十万元，并训令行政院自一九三四年度，按月拨付迁校建筑费八万元。罗家伦量后选定南郊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因为那里气象宏大，山林起伏，布置曲折有致，非常时期宜于防空；离秦淮河上游不远，有一支流从此经过，不仅增加校景，而且还有工程和农业上的用处。此外，北面是龙盘虎踞的紫金山，南面是树木葱茏的牛首山，东面是天印式的方山，登高可见滔滔长江，于地质实习十分便利。罗家伦还特邀曾为苏联五年计划设计学校建筑的德国专家来南京察看，也认为地点很得适宜。对于这个新址，罗家伦充满了美好的向往，认为“这二水三山的中间，正是理想的学术都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内政部颁发公告，征得石子岗八千亩土地为中大新校址，并由教育部聘请叶楚伧等九人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悬赏五千元，在全国进行图案设计招标。一九三七年一月，新校址正式凿井动工，深达二百余米。五月，工学院和农学院主要建筑着手兴工，预计次年秋季便可落成，二院即可先行迁入。孰料，新址刚刚动工，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数月之内，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罗家伦另建新址的蓝图被日军的魔爪撕得粉碎，中央大学也不得不举校西迁。那二水三山之间的学术都城，便永远地成为罗家伦的玫瑰色的甜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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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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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稿纸上写下了这个题目，我立刻沉入了遥远的战乱的年代中，心上浮起无限惆怅。我飞往五十五年前的春天，也是四月，我那时正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分校，嘉陵江畔一个小山村里寂寞幽静的柏溪教大一英文（FreshmanEnglish）。从那时到现在，中大外文系，也包括师范学院英语系所有的老一辈的教授学者，中青年教师同事，也就是当时重庆沙坪坝校本部和柏溪分校从事外语和外国文学教学或研究工作的所有教师——我这会儿掐指一算，有三十八位——如今仍健在，仍留在南京大学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当时在柏溪任教的有十七个人，现尚健在的还有叶君健（在北京）、张健（在山东大学）、刘重德（在湖南师范大学）、叶柽和李田意（都在美国长期定居）和我自己共六人。其余的，再加上上面所提到的在沙坪坝中大校本部任教的外文系许多同事都已先后离开了人间。想到这点，我真有无限的感叹！虽然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逃不了，但是当一个亲友，一位同事突然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们就会震惊，顿觉悲痛，马上想起他们生前的音容笑貌，这件那件往事来，就会沉入哀思和缅怀中。　
在这里，我特别怀念离开我们已整十年的范存忠先生。作为他的一个晚辈和四十五年的同事，外国文学界，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后学，我应该写下我一些深切的感受，范先生所给予我的教益，对我的帮助；在我心上所淹留着的深刻生动的多种印象。韶华易逝，往事如烟，旧游似梦。这会儿回忆的彩翼飞往嘉陵江上，那个小山村柏溪了。　
人生充满必然性和偶然性，而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可以说就是机缘。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见不少碰巧的事情，有某些意想不到或者令人惊奇的东西，会影响一生，甚至竟会决定我们整个命运。所以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序言》里曾说：“机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要想达到丰富，只消去研究机缘就可以了。”“机缘”法文是“hasard”，就是偶然碰巧的意思。对这点我极有体会。如果一九四○年夏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就留在那里教中学英文，不在第二年冬天离开昆明，翻山越岭，长途辛苦跋涉，独自搭乘运货车到重庆去跟杨苡和我们初生的孩子团聚（杨苡是早半年离昆明到重庆和她母亲、姐姐住在一起的），先在南开中学教了一年英文，而且那么巧，就在那里重新遇见我西南联大外文系老师柳无忌先生；如果柳先生后来在一九四二年春没有推荐我给当时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范存忠先生的话，我就不会辞掉南开中学的教席转到中大分校柏溪教书了。这一机缘就使我长期呆在这个学校里，一呆就是半个多世纪，从二十七岁到如今八十二岁。否则，我就不会今天在这里写这篇纪念范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蹂躏我们神圣的国土，敌骑南下，八月十三日，进攻上海，我军奋起抵抗，从此全面抗战的大火就燃烧起来了。那时，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辗转迁往昆明，建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则沿长江西迁，在重庆西郊沙坪坝松林坡建立校本部，后又在柏溪创办了一个分校，一年级同学都在那里上课。在我到重庆前，柳无忌先生一家已离开昆明搬到重庆，他在中大外文系任教了。柳先生后来在他的《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一文中说：“……当我尚在昆明时，范存忠（中大外文系主任，是我的好友；我们同时到美国，同时得到英文学博士，他在哈佛，我在耶鲁）就已约我去中大教书。于是，我们就在重庆住下来，一共五年（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年）。”我们那时都住在南开中学教职员宿舍津南村（因师母柳太太也在南开教英文）里。有一天，我去看望柳先生，他问我愿不愿到中大工作，他说：“到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