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第111章

人，其中许多人均属于血债累累、极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重犯。
甲、乙级纳粹战犯犯下滔天重罪，自知难逃惩罚，因而千方百计地谋求保命的途径。早在1944年德国败局难免的趋势出现后，希姆莱及其副手卡尔·沃尔夫一伙即背着希特勒，妄图与西方单独媾和。但由于纳粹政权罪恶滔天，英美两国也不肯冒天下之大不违，与希特勒德国狼狈为奸，不能不严加拒绝。此后，不少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就开始串联，谋图潜逃。事到如今，老谋深算并早已予做准备的纳粹党中央秘书长马丁·鲍曼，就成为数万名走投无路的纳粹要犯的舵手和大救星，如同当年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摩西一般。在纳粹党上层决策集团中，鲍曼的政治噢觉之敏锐，可算是绝无仅有的；不仅戈培尔、里宾特洛甫难以望其项背，即使希特勒、戈林、希姆莱也不是他的对手。尽管由于希特勒的赏识和挑拨，他爬上了党中央秘书长、政府部长、国会议员、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的高位，成为除希特勒之外实权最大的人，他从内心并没有达到对元首盲从的地步。早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初，虽然战果累累，三支大军分别进抵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之时，他便冷静地预料到德国已走上一条自取灭亡、有去无回的绝路。与那个只有初中学历和下士军衔的元首相比，他更为崇拜德意志帝国时代的老宰相和老牌外交家俾斯麦。这位深谋远略的政治家曾一再指出，德国如果同时对英法和俄国开战，就必然会导致灭亡。然而，城府极深的鲍曼又深知功高震主的极端危害性，他在元首面前，总是一副必恭必敬、倾慕有加的神情，总是顺着元首的思路略加发挥，而极少显示自己的高明之处。不过，鲍曼也决不肯为了追随元首而充当可悲的殉葬品。从1942年起，他就开始策划如何保全自己以及自己的忠实追随者，并很快理出一条大思路：第一，要解决往哪里逃的问题。希特勒发动的这场目空一切、四面树敌的战争，很可能导致德国被敌国重重包围，全国沦为大战场的后果。作为知名度极高的大战犯，在本国无疑难以藏身，在欧洲也站不住脚。亚洲、非洲、大洋州和北美洲，又苦于无根基；只有南美洲有希望。由于受到美国的欺压和掠夺，不少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到纳粹德国身上，把希特勒视做未来的解放者，因而极端亲德。其中的阿根廷，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三四十年代之交，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即有131　个纳粹组织和团体公开活动。1942年1　月，第三届里约热内卢拉丁美洲国家外长会议召开，几乎所有成员国宣布同德国绝交甚至对德宣战，惟独阿根廷投了反对票。直至1945年3　月，纳粹德国的灭亡只是以天计算了，阿根廷才宣布与德国断交。鲍曼并不仅仅是把未来建立在估计上。他通过贴身的女秘书，极为秘密地调阅了南美各国的详尽档案资料，暗暗下定了决心。第二，确定出逃路线。对整个欧洲的交通地理相当熟悉的鲍曼，很快就制定了B　—B　（即从德国的不来梅到意大利东海岸港口巴里）秘密交通线的计划。第三是在B　一B　交通线沿途设立联络站，并派遣可靠的人选来实施，这一问题需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但物色人选必须严格保密；第四是出逃人员所必需携带的大量资金。这个间题在当时还找不出可靠的来源，姑且见机行事吧。
从1942年秋天起，一批批“特殊货物”由党卫军官兵押送，不断地运进纳粹德国的中央银行，每一件货物的包装箱上都明白无误地写着“奥斯维辛”的字样。不过，对于这批特殊货物中的大部分而言，纳粹德国的国家金库并不是它们的终极归宿，而只是一个转运站。夜幕一落，党卫军官兵又一次将货物装上遮掩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派出重兵护送，由柏林驶向西南，到达德法边境后，再以东北一西南方向的对角线穿越法国，目的地是西班牙的港口加迪斯。货物一进港，纳粹德国驻西班牙大使、党卫军将军威廉·法乌佩尔领导的特工总部就派人前来接应，把货物装上直接由党卫军调遣的潜艇，跨越大西洋，直抵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240多公里外的偏僻港口詹勃罗伯恩，这才是鲍曼指定的终点。这种秘密的潜艇运输一直进行到1945年夏天才被迫终止。
然后，再经过阿根廷国籍的德国人组织的秘密间谍组织——火地岛辛迪加，把特殊货物中的高档日用品运到当地德国移民的大地主庄园廉价拍卖，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则使用当地为纳粹德国服务的著名女演员爱娃·杜阿登的个人名义，存人阿根廷的四家大银行。其中仅阿莱曼银行一家，到1944年初为止，已存入价值1。15亿比索的金银细软。火地岛辛迪加还将已兑换成近10亿比索的资金投资到175　个工业公司、银行、农场和商场。另据美国情报部门的统计资料，从1944年秋起，党卫军向南美洲331　家公司进行了投资（其中98家企业属于阿根廷）。
这笔集中营被害犹太人财富的去向，完全是由鲍曼一人独自策划、运作的，就连希姆莱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始终认为，这批巨额财富，已经按照他的意愿，完完全全地运到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北部高山地区的秘密仓库中保存起来。因而，纳粹德国倾覆后，他只带领着极少数亲信，向这一带转移，企图利用这批财富重振雄风。比起鲍曼，希姆莱到底棋逊一筹。
日历翻到1943年，战局形势已发生逆转。继在斯大林格勒遭受到沉重打击后，德国又于当年8　月输掉了库尔斯克战役，战略主动权彻底丢掉。局势有可能急转直下，该是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了。一天深夜，鲍曼找来了已经多年考验的老部下——瓦尔特·罗夫，宣布任命他为中央保安总局驻意大利北方组组长，其任务是在意大利开辟一条秘密通道。日后，如果帝国发生危难，即可使用这一通道，使党内同志逃离欧洲，转危为安。罗夫立即动身前往米兰，在雷吉娜大饭店内建立了联络点。他也经常去罗马，与后来大出逃计划得以实施的关键人物—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胡达尔是亚平宁半岛德国移民中的天主教徒的神职领袖，保留了德国国籍，并且是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胡达尔在梵蒂冈教廷拥有广泛的影响，经他出面，梵蒂冈护照局和有权发放“无国籍流亡者”临时身份证的国际慈善事业管理局，对准备逃亡的纳粹战犯几乎是有求必应。（盟国执法部门后来发现，德国西部、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亲纳粹的天主教势力，也曾向许多准备出逃的纳粹战犯发放过上述临时身份证。持该证件，即可进入阿根廷。）几个月后，经过罗夫不知疲倦的运作，一个以罗马为中心，从德国经奥地利进抵米兰到巴里的广泛联络网已初步建立。在这条特殊航线上，每隔40公里就设有一个中转站。这些中转站大部设在修道院或者天主教会下属的慈善机构内，在这里，逃亡的战犯们不仅可以免费得到食宿，而且可以得到更加与他们当时的身份相符合的衣着，甚至还可以更换汽车，以摆脱盟国执法人员的追缉。
此时，筹措巨额资金问题已成为纳粹战犯大逃亡的当务之急。这一项工作，鲍曼深知自己必须亲自出马，否则那些工。商业巨头，是很难为党卫军弟兄们的安危慷慨解囊的。因此，鲍曼于1944年7　—8　月两次打着元首的旗号亲自出面，召集了所有能动员到的已加入纳粹党的大亨和大款，到德法边境城市斯特拉斯堡的红房子酒店开会。鲍曼恩威并济、软硬兼施，时而大讲一旦苏联红军攻人德国，将实行对资产阶级扫地出门和共产共妻的野蛮政策，还不失时机地掏出一张张苏军处决或押送德国人的照片；时而又话峰一转，高谈党卫军分子如何忠诚不二、无私奉献，身手不凡，足以充当大亨大款们的可靠保护者；远的不表，就说去年吧，党卫军骨干斯科尔兹内神兵天降，从海拔2000多米的大萨索山顶峰上杀出重围，奇迹般地救走墨索里尼就是明证。最后，鲍曼显出一副万般无奈的可怜神态，泣不成声地呼吁：“我们的党卫军弟兄在奋斗，在流血，可是他们不仅缺乏汽车和电话，而且连必要的给养也常常得不到保障。而一旦他们因饥寒交迫或负伤被俘，就会被当做战犯毫不留情地绞死，而不是像国防军那样得到战俘的待遇。这个问题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他们为维护大德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