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第122章

只要轻轻一挥，几条人命，甚至几百条生命就没有了。难道他的亲笔签名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帕蓬虽则罪恶累累，却也精通权谋。还在1943年下半年，噢觉灵敏的帕蓬就已经觉察出欧洲的政治风向发生了大变化。他感到如果死抱住纳粹德国这一条船不放，难免落得名败身裂的倒霉下场。只有左右逢源，才可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并求得更大的发展。于是，帕蓬白天还是大摇大摆地出人伪省政府，对德国主子必恭必敬；暗中，他却设法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在波尔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了若干价值并不太高的情报，秘密释放了一些知名度并不高的抵抗战士。如此，帕蓬捞取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地下组织的秘密情报员的身份，从而为自己在战后继续占领政治舞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944年8　月，伴随着自由法国的部队开进巴黎，帕蓬也摇身一变，从伪政权高官转变为抵抗战士的一员。当时，百业待兴的法国急需各种管理人才；帕蓬年龄只有34岁，而且精明强干，才华出众。这使得他不仅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而且被新政权委以重任。从1945年到1980年这35年间，帕蓬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从巴黎市警察局长，到市长，再到国家司法部要员，最后直当上法国国会议员，继而被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委任为内阁预算部长，达到权力的顶峰。
1981年，对帕蓬而言是命运发生急剧逆转的开端。就在德斯坦开始了第二任总统任期，帕蓬又荣幸地被总统选为财政部长的时候，帕蓬的政治掘墓人已经破土挥锨了。正当帕蓬为自己再任高位而暗自庆幸之时，波尔多大学历史学教授米歇尔·伯杰斯也获得突破性的意外发现：他和一位同事在波尔多地方档案馆查阅资料时，不经意地从50摞被绳索捆绑的卷宗中随意抽出了一张，结果却发现自己手中的这份资料竟是一份有关波尔多地方当局在1942年7　月至10月驱逐犹太人的文件。文件落款处的签名不是别人，而是当今的财政部长莫里斯·帕蓬。这是揭开帕蓬的庐山真面目的起点。与此同时，另一位波尔多人也在数十年如一日地对帕蓬暗中进行着调查。他是犹太人米歇尔·斯利汀斯基，一个深受帕蓬之害的犹太人：他父亲本是一位乌克兰犹太人，后来定居波尔多，并开了一家皮货店。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血统，父亲竟遭到杀身之祸。他毕生也不会忘记1942年10月的那一个晚上：两名维希政权的伪警察，不容分说地破门而人，抓走了他的父亲和妹妹，自己则是因为机智地逃脱，才幸免于难。但是，他从此再未能见到慈祥的父亲，他的骨灰已经化做纳粹集中营的灰土。法国刚一光复，斯利汀斯基就挺身而出，着手状告助纣为虐的帕蓬，要求将他绳之以法。然而，官官相护的官场，使他的努力一次接一次受到挫折。志同道合使两位米歇尔携手共进，联袂作战，一定要把帕蓬的老牌纳粹走狗、法国犹太居民的刽子手的丑史公诸于天下。随着他们不懈的奋斗，富有正义感的法国人一批又一批地聚集在他们周围，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终于在1998年将帕蓬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使这个老牌的纳粹战犯受到终身监禁的应得下场。之以法。然而，官官相护的官场，使他的努力一次接一次受到挫折。志同道合使两位米歇尔携手共进，联袂作战，一定要把帕蓬的老牌纳粹走狗、法国犹太居民的刽子手的丑史公诸于天下。随着他们不懈的奋斗，富有正义感的法国人一批又一批地聚集在他们周围，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终于在1998年将帕蓬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使这个老牌的纳粹战犯受到终身监禁的应得下场。
第三节　史海探微，密勒之迷即将揭开
时至21世纪之初，几乎所有的乙级纳粹战犯都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至少也被四大盟国和战争受害国查获到一定线索。然而也有一个罕见的例外，那就是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最高首领——海因利希·密勒。
在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和所有被占领区，盖世太保都是一个令当地居民、德军官兵直至本系统以外的纳粹高官大员们谈虎色变至少是充满神秘感、畏惧感的字眼。它不仅伙同保安警察把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抓进集中营和灭绝营，而且也是抵抗运动的心腹大患；它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破获朔尔兄妹领导的反法西斯秘密小组——“白玫瑰”，而且有能力把苏联“格鲁乌”在西欧各国经营多年的情报网——“红色乐队”一网打尽；它打击的目标不仅局限于穿便衣的国内外反叛者，而且可以把包括隆美尔、贝克、维茨勒本三位德军元帅在内的数千名试图推翻希特勒的德国军官抓捕归案。正因为如此，一位欧洲评论家不无道理地指出：“在盖世太保全体成员中，至少有一半够得上纳粹战犯的资格。”
密勒并非一名老牌的纳粹党员，而是一名老资格的德国刑事警察。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他才栅栅来迟地跨进纳粹党的大门。他之所以能够在纳粹德国登上显赫的高位，脐身纳粹党和国家的核心圈，当然是由于他对希特勒狼狗一般的忠诚，但更是因为他对付高智商敌手那种无可替代的才干与本领。这位服务于罪恶目标的极其出色的秘密警察总头目，理所当然地成为各个盟国情报部门首当其冲的捕获对象。可是，当盟国军队冲进秘密警察总部的办公大楼之时，他早已缈无踪影；当追捕人员来到他的住宅时，遇到的只是人去楼空的情景。盟军审讯了成千上万的秘密警察，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其领导人的具体方位。久而久之，就连盟国执法人员也越来越倾向于原来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传闻：他或许还没等到战争结束，就投靠了苏联红军的情报机构，为新主子效劳去了。
直到1987年，世界闻名的纳粹战犯追捕者西蒙·维森塔尔公布了当前执法人员最想弄清底细的10名纳粹战犯，密勒仍旧名列其间。维森塔尔中心以色列办事处负责人埃弗拉伊姆·苏罗夫近年在耶路撒冷也曾表示：密勒的下落至今依然是“有关大屠杀施暴者的一个不解之谜”。
起初，大多数专家学者倾向于接受苏联和美国官方的记录：密勒已于1945年5　月1　日夜死于苏军的炮火。然而，1966年开棺验尸的结果表明，位在柏林市郊的密勒墓肯定是假的。里面躺着的并非党卫军将军密勒，而只是2　名名不见经传的党卫军士兵。那么，密勒究竟躲到哪里去了。美国二战史专家拉尔夫·皮肖维亚克首先发现了线索：他在为美国《历史》进行为期数月的专项调查中，在查阅华盛顿国家档案馆解密资料时，找到了美国军事情报机构CIC　的两张曾经高度涉密的索引卡片。这两张卡片毫不含糊地证明：二战结束之后，盖世太保的总头子密勒曾在美军设于图林根的伊尔默瑙和上巴发利亚的阿尔腾什塔特的拘留营呆过，他在那里接受了美军为期4　周的审讯。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首席管理员乔治·沙卢证实说：“这些是真的。密勒曾经被捕。1946年1　月29日结案。”其二，1967年，曾经参加领导追捕艾希曼的以色列特工人员彼得·马尔金奉命在慕尼黑的博登湖附近监视密勒的儿子过生日时，发现有一名前纳粹军官走出家门。他跟踪这名德国军官一段时间。不久，马尔金不得不返回其隐蔽处；后来，他又被召回以色列。在“摩萨德”总部，马尔金看到了追捕对象密勒的照片，他马上确定他曾跟踪过的那个德国军官不是别人，而正是密勒本人。但是，这名来访者再也未返回过博登湖畔。然而，活着的密勒究竟躲藏到哪里去了？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的不少研究人员倾向于他已经置身于苏联阵营。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著作是前纳粹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国外反间谍局局长瓦尔特·舒伦堡的《回忆录》。舒伦堡认为，密勒还在二战期间即已经投靠了苏联，他曾经向苏联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有关纳粹德国政治和军事的机密情报。柏林战役刚刚结束，他就被苏联官兵护送回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一位前盖世太保的重要军官瓦尔特·霍特完全赞成舒伦堡的观点。十余名在1953年之后被苏联当局释放回国的德军战俘也不约而同地发誓说，他们先后在莫斯科亲眼看见密勒曾与一批苏联军官一道出现在红场的检阅台上。以后，不少作家、记者均争先恐后地表示，他们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