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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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象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象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象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什么作用?…… 
〔80年9月于病床上〕 
文章见报当天下午,我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已处于弥留状态,正在抢救中。宗英忍泪告诉我,她上午告诉阿丹文章发表了,阿丹眼珠动了一下,也不知他是不是听清了。我们都没有料到,第三天即10月10日,他就带着一腔遗憾,带着“一局没有下完的棋”撒手西行了。 
人们几乎是同时读到赵丹的文章和听到他逝世噩耗的。一方面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艺术家而痛心,一方面更为他临终前还那样关心垂注文艺事业的前途而感动。他的意见提得坦诚、直率、中肯,也是许多人都亲历过的切身体会,酸甜苦辣都尝过,因而都有同感,尽管其中有的话可能说得偏激,不无片面之处,但句句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文艺界人士多数衷心赞赏,阿丹替他们说出了心中积压多年而未能或不敢说出口的话。也有少数人士则摇头表示不同意,认为有些关于党对作家艺术家如何领导的话说得有点出格,有的意见有悖于多年来已经形成传统的主流意识,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时间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同行相遇,都会提到“赵丹遗言”。我还听到一位前辈文艺家颇有预见性地说:“赵丹那些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人民的利益总是要放在第一位。只是他说早了。” 
不久,文艺界便盛传据说来自高层领导人的一句批评:“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屁。”另一个版本更厉害,说赵丹“放了一个反党的屁”。不管是哪个版本,反正是极其严厉而且粗鄙的口吻。这句分量很重的话有如当时的深秋气候,让人顿觉西风瑟瑟,寒意袭来。某些惯于挥鞭打棍子的人,不免故态复萌,仿佛又可以抓到一条大鱼。但是,毕竟不是过去一二十年那样一两句话就能呼风唤雨的年代,人们的头脑清醒多了,文艺界虽然感到有些震动,倒也没有惊慌失措,听听也就过去。报社领导人自然受到点压力,就要我们文艺部设法缓和一下气氛。正好我去看望夏衍同志,向老人请教。夏公也听到了这句批评,这类事他经历得多了,只微微一笑,劝我不必紧张,然后说:“找人写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停了一会,他想到一个合适人选:金山。我说,我同金山没有打过交道,不知他是不是愿意。夏公轻轻摆摆手:“我跟他说一下。”这种“转弯”的文章不大好写,但金山很快写成,寄来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的文章。
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2) 
文章开头便说:10月8日,赵丹同志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很关心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他认为,对于文艺创作,对于那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文艺家们,不要“管得太具体”,像他所比喻的那样,管“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等等。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列宁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列宁的这个论点,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文章在此处转了一下:“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在评论了赵丹文中谈到创造鲁迅的艺术形象一事后,文章归结到“从这里我深深感到,对待这些忠于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进行艺术创造的艺术家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应当象母亲对待孩子、园丁对待鲜花一样,要非常敏感、爱护、精心培育,保护其成长,使其长大成才,开花结果。……赵丹是中国共产党员。他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他从三十年代一踏上文艺工作岗位,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艺术活动的。长期以来,他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艺术实践和实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正确的宇宙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正是这种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艺术观离不开宇宙观,这是不以艺术家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赵丹同志的艺术成就的重要原因。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文艺家,他的宇宙观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可以有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应当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金山这篇“转个弯”的文章与作家李的《领导要改善,体制要改革》一文在10月29日同天见报,李最后说:“我们国家的各条战线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作为文化艺术,她应该是这个时代潮流的潮头。如何把文艺工作搞‘活’,我想只有认真的改革”。这几句,实际上成了这次讨论的简要结论。 
“赵丹遗言”沸沸扬扬了一阵,终于渐渐沉寂,留给人们的是一种复杂的心情:既有哀痛,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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