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 (原著小说)》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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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施，看来我是要走了，走前我要再一次告诫你：那件事——你要相信它对我的重要，不管怎样都要替我保守这秘密，永不外传。
陈二湖
1997年3月1日立言
遗言中说的“那件事”是什么？
这一定非常叫人寻思，一定也引起了阿兵的深思深想。今天，他又打电话来了，知道我已收到信，就问我这是什么事。他不停给我打电话，就是想问我这个。他说既然父亲这么重视这事，作为他的儿子，他本能地想知道，希望我能告诉他。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只是他也该理解我，因为白纸黑字的遗书清清楚楚叮嘱我，要我“保守秘密，永不外传”。这里没有指明儿子或什么人可以除外。没有人除外，所有的人都是我保密、缄口不语的对象。这是死者对我的最后愿望，也是我对死者的最后承诺。
其实，即使没有死者遗嘱，我也是不可能跟他说的，因为这牵涉到国家机密。作为一个特别单位，我们701可以说整个都是秘密的，秘密是它的形象，它的任务，它的生命，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它所有的一切。而我师傅——陈思兵父亲——陈二湖，他的工作是我们701的心脏，是秘密中的秘密，我怎么能跟一个外边人说呢？不行的。儿子也不行，天皇老子都不行的。事实上，我理解遗书上说的“不外传”，指的不是像阿兵这样的外人，而是指我们破译局的内部人。是的，是内部人，是指我老单位的同仁们。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那件事”不是破译局的什么秘密，而是我师傅个人的秘密，是他对组织、对破译局、对701的秘密。就是这样的。师傅在701不是个平常人，而是响当当的，一生获得的荣誉也许比701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这些荣誉把他披挂得光彩夺目的，即使死了701照样不会忘记他，照样会怀念他，崇敬他。我相信，师傅的追悼会一定是隆重又隆重的，701人追悼他的泪也一定是流了又流的，而所有这一切，起码有一半是建立在人们不知道“那件事”的基础上的。现在，我是“那件事”惟一的知情人，师傅为什么临死了还这么郑重地嘱咐我，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他曾以各种形式多次这样嘱咐过我。这就是说，即使没这遗书，我照样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包括他儿子。老实说，陈思兵还没这资格——让我说的资格。
当然我想得到，我这样拒绝后阿兵心里一定会难受的，是硌一块异物似的难受。也许从今以后，他，还有师傅的其他亲属，都将被我手头这神秘的遗书乱了心思，心存顾虑，耿耿于怀的。遗言叫他们笼罩了一团雾气，一片阴影，他们不理解也不允许死者和他们相依为命一辈子，到头来却给一个外人留下这莫名其妙又似乎至关重要的遗言。这中间藏着什么秘密，死者生前有什么不是之处，会不会给他们留下隐患，带来麻烦？等等，等等，有疑问，有担忧，有期待，有恐惧，我几乎肯定他们一定会这样那样地想不开的。我想，虽然遗言只有寥寥几行字，但他们一定是反复咀嚼了又咀嚼的，他们一边咀嚼一边琢磨着里头的名堂，猜想着可能有的事情。他们一定思想了很多，也很远；他们恨不得一口将这散布着神秘气息的遗书咬个血淋淋，咬出它深藏的秘密。当一切都变得徒劳时，他们不免会对我产生顾虑，防范我，揣度我，怀疑我，甚至敌视我。我忽然觉得自己没能和师傅作别真是天大的憾事。千不该万不该啊。我想，如果我跟师傅临终能见上个面，这遗书必将属于我个人，可是现在它左传右转的，到最后才落到我手上。虽然给了我，但他们心里是不情愿的，阿兵的请求是最说明这点的，父亲明明有言在先，不能外传，他居然还明知故犯，心存侥幸，这不是荒唐就是厚脸皮了。而且，我有种预感，这几天，我还会收到一封信或者电话，那里面还会有类似的要求，荒唐的，或者是厚脸皮的。对阿兵，我可以没什么犹豫地拒绝，但对那封信或电话，也许就不会这么简单了。那封信或电话，那封未知的信或者电话，我敢说一定将出自他姐姐。
说真的，我情愿面对的是信，而不是电话。
3月28日
宿舍。夜。有风。
担心中的电话或信都没来。这不说明是没这事了，我知道，事情肯定是跑不脱的。从阿兵接连不断的电话，还有昨天电话里的口气看，他不会就这么死心的。他不死心，就一定会把姐姐搬出来的。他姐姐叫陈思思。
陈思思人长得高高的，下巴上有颗黑痣，将她白白的肤色衬托得更加白。在我家乡，对人长痣是有说法的，说“男要朗，女要藏”，意思是说男人的痣要长得醒目，越醒目越有福气，而女人则相反。这么说来，陈思思的痣是长错了地方，或者说这颗痣意味着她不是个有福之人。福气是个神秘的东西，很难说谁有谁没有的。对陈思思，我不能说不了解，总的来说，她像她父亲，是个生活在内心世界的人，不爱说话，沉默寡言的，脸上经常挂着谦逊得几近羞涩的笑容。说真的，那时候她默默无语又腼腆的样子非常打动我，以至她父亲都看出我对他女儿的喜欢。作为师傅，老陈对我的好是超乎寻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他的儿子，他军龄比我年龄还要长，他待我就像对自己儿女一样的亲。有一天，师傅问我谈女朋友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他介绍的就是陈思思。我们谈恋爱从时间上说有半年，但就内容而言只是看了两场电影，逛了一次公园而已。就是逛公园那次，她表示希望我们的关系还是回到过去那样。我们确实也这样做了。我是说我们没有因为爱不成而就怎么的，没有，我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围绕着她父亲运转着，直到我离开那里。
我是1993年夏天离开总部，然后来到这里的。这里是破译局的一个分局，因为它重要——越来越重要，也有人说是破译局的第二局。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自己需要。所谓自己需要，是指当时我已经结婚，而这里离我爱人所在的城市要比总部近一半路程。所以，在很多人都不太情愿来这里的情况下，我是少有主动要求来的人之一，理由就是离家近。我记得，在我离开山谷的前天夜里，师傅送了我一本作纪念的笔记本，扉页有他的赠言，是这样写的：
你我都生活在秘密中，有些秘密需要我们极力去解破，有些秘密又需要我们极力去保守。我们的事业需要运气。衷心希望你事业有成！
从那以后，师傅一直以笔记本的形式和我在一起。我相信师傅之所以送我笔记本并留下这些话，目的之一就是在提醒我要保守“那件事”的秘密。换句话说，这是师傅对我远走他方后而苦心作出的一种特殊告诫，和直白的遗言相比，这当然要婉转一些。不过直白也好，婉转也好，我都感到“那件事”对师傅的压力。那件事给师傅带来了巨大荣誉，也给他留下了沉重的顾虑，他总怕我有意无意地将它大白于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再以各种机会和形式告诫我，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就留遗书这事，我认为师傅是失策的。首先他对我的告诫已足够多，无需再作强调；其次这种强调方式——遗书——实在是极不恰当的，有“此地无银”之嫌。说真的，本来完全是我们俩的事，无人知道，也无人问津的，这下好了，以后会涌出多少个陈思兵？遗书其实是把原来包在秘密之外的那层保护壳剥开了，这对我保守秘密显然不利。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看过遗书，但我知道凡是看过的人，有多少人看过，就会有成倍的人像陈思兵一样来挖我深藏的秘密，来考验我对师傅的忠心。眼下，我最担心的是陈思思，我相信她一定会做陈思兵第二，对我提出无理的要求。我在等她的电话或信，就像等一个难逃的劫一样。
4月2日
宿舍。夜。晴。
陈思思的信没像我想的一样很快来，但还是来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摸着就知道不是封通常的信，里面也许堆满了用来深挖我秘密的铁镐、铁铲什么的。我捏着它，久久地捏着它，甚至有些不敢拆封。当然，信是不可能不看的，只是我需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了给自己增添经受考验的信心和防卫的力度，我居然把师傅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