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94章

任东北“剿总”，可是调兵遣将，都由蒋介石在南京或亲自坐飞机抵达沈阳指挥。蒋介石召集开会，只是要别人附和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谁不听，他就破口大骂。眼看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被全歼，卫立皇无可奈何地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
尽管是蒋介石越俎代庖，而不是卫立皇指挥的，可还是要卫立皇替自己受过，他下了一道命令，对卫立皇撤职查办。命令说：“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皇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权，向下级推诿过失，政治道德全无。难怪他的嫡系亲信杜聿明说蒋介石就是没有“指挥道德”，可谓一语中的。
评析：
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以“诈”损人，最终受损最大的还是他自己，以“诈”损德，威权丧失，仅有的一点人格威严，被不道德的“诈术”冲洗殆尽，连杜聿明这样的对蒋介石忠贞不二的亲信，直言蒋某人没有“指挥道德”，这位集委员长、总统、“大元帅”于一身的领袖人物的人气指数降到了何等的程度，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下场。
他对自己的亲信这样，对一般老百姓那更不用说了，以“愚民”手段，高压政治，特务暴力而对待之，搞得民怨沸腾，天怒人怨。
旁观者清，早在１９４７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考察后，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在学生中间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大多数学生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他是完蛋了。”蒋介石在美国主子那里，遭到鄙视，１９４８年，５至８月，司徒雷登向华盛顿送去了１５篇报告，详尽地反复数落蒋的谬误，他的结论是：“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而外，没有多少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已较过去更加不负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他向美国决策者建议，逐蒋下台，“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蒋介石的威权丧失殆尽。
治篇第141节　一党专制，在堕落中死亡（1）
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之前，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南京政府后，一党专制的国民党，也是在堕落中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在堕落中走向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其固有的反动性外，以党治国，一党专制，失去监督也是根本性的原因。权力制约理论认为，失去监督与制衡的权力是腐败的政制根源，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事例：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假“训政”之名，行以党治国，一党专制之实，剥夺民权，压制民主，垄断政治资源，独霸政坛，排斥其他政党参政，严格舆论管制，拒绝外部监督，且内部没有健全的权力制衡机制。
多党并存格局，是现代政党政治制度的重要前提，也是对执政党实行监督的体外制衡机制。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多党形成极其艰难，民国初年的政党林立现象只是昙花一现。事隔１０年，产生了新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后来又陆续出现一些民主党派和其他党派及类似党派的团体，但由于种种原因，多党政治很难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由于吸收了共产党人这样的新鲜血液，获得了新生，并开创了多党合作的局面，正在朝多党政治艰难地迈进。然而，由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阴谋攫取国家最高权力，背叛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实行所谓的“分共”政策，实为大屠杀政策，导致国共分裂，中断了多党政治的进程。
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多党政治形成提供了新的机遇。武汉抗战时期，建立国民参政会，尽管这是一个民意性的机构，而且国民党加以限制，但为多党政治的培育提供了一个平台。不过，后来由于国民党一党独大，靠自己所垄断的政治资源，排斥中共和其他民主人士，国民参政会成为掩饰太平的摆设。
抗战胜利后，经过重庆谈判，国共两党在建国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向多党政治迈向了可喜的一步，中共代表和民主党派代表协调立场，国民党代表虽有作梗，但还是基本认可会议主流的政见，形成政协五个建国协议，为人们展示了多党政治的良好的前景。
不过，这也只是良好的愿望而言。蒋介石再次逆潮流而动，违背民意，撕毁政协协议，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虽有两个小的御用政党参与，那也只不过是向外界展示“民主”的花瓶，对执政的国民党根本起不到监督的作用，他们不愿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实施监督。
与此同时，严格控制舆论，舆论一律，歌功颂德，粉饰天平，有胆大为者，直言批评，那也只是凤毛麟角，即使这样，随之而来的是暗害、查封。民主管道闭塞，民怨沸腾也只是一种发泄，对国民党产生不了监督制约的作用。
失去多党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国民党，可以说是在政治上放荡不羁，为所欲为。
以党治国政制不顺，一个重要表现是缺乏权力监督的权力配置。虽然也设了“五院”政制，可是，其初衷主要还是为了表达国民党政权的历史逻辑的“合法性”，即继承孙中山的遗愿，贯彻他的“五院”政制构想，唯我才是正宗三民主义。君不知，那个“五院”与孙中山的“五院”相差甚远，孙中山的“五院”制，基本指导原则是，权力分立，相互制约，防止权力滥用。可蒋介石搞的“五院”制，却是“五院”统制，权力基本归于一人。很难体现相互制衡，即使有那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不是制度意义的合理性。
没有监督的权力，与其说是一匹野马，倒不如说是一匹凶恶的野兽，人性、理性丧失，权力滥施，权力腐败接踵而来，在权欲、私欲支配下的这匹野兽，无恶不作，国家、人民的财富被大量吞食，权力本来是创造公共利益的工具，此时却成为了吞食者。国民党随同变异了的权力一起堕落。
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后，对自己的生活行为有所自律，其历史上的劣迹少见发生，个人日常生活也不大奢靡。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政治家的小节如何，固然影响形象，然而，政治大节尤其重要，蒋介石背叛革命这已经失去大节，他当政后，也没有去补偿，而是独揽大权，甚至揽权成癖，实行独裁，将公共权力私人化，这是最大的政治腐败。蒋介石的政治腐败，是国民党官场腐败的始作俑者。上行下效，带动左右，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权钱交易，无奇不有。
抗战时期，国民党借战时集权之名，加强了对政权的垄断，使国民党一党专制政体强化。在这样的政治土壤里，蛀虫大量繁衍，国民党官场的腐败愈演愈烈。“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仰仗手中的政治权力，利用特权，控制国家主要经济命脉，通过独占金融、掠夺土地、垄断商业、吞并工矿业、控制交通运输，大发国难财。１９４４年宋子文仅在美国的财产就超过４７００万美元。大小官员贪污腐败成风，沉迷于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之中。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在重庆考察，看到重庆官场如此景况，感到震惊。他随后到延安考察，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情景，毛泽东、朱德等领袖“设宴”招待他，饭菜非常俭朴，他却十分高兴，回到南洋报告中国之行时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接收变成“劫收”，而且国民党的所谓开始“宪政”，也只不过是走走过场，一党专制依然如故。官场腐败恶劣的程度令人发指，在选举所谓“国大”代表中，一些官僚、政客、豪绅都要当“代表”，采取种种舞弊手段。国民党为了装饰门面，分给青年党、民社党及“社会贤达”的一些票，被他们抢走了，有４２７人被勒令退出“代表”资格。于是请愿、闹事、绝食、哭灵，包围中央党部，以至在大会开幕之日抬棺材到会场门口等抗议行动，把政治腐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官员借“接收”之机，大发横财，普遍贪污腐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在一次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