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房的历史》第43章

由于大胸脯理想深植于美国文化，美国人对减胸的兴趣远低于隆乳，但减胸人口也日益增加，光是1992年，便有近4万人接受减胸手术。大胸脯女人往往受苦于颈背酸痛、驼背、皮肤搔痒；有些人抱怨乳房过大妨碍运动，有人则是耻于双峰庞然。
减胸手术的难度比隆乳要高得多，患者必须住院开刀，实施全身麻醉，恢复期长达3周。一则于1994年和1995年刊登在《纽约时报杂志》的广告，画出一个开刀前、开刀中与开刀后的乳房图片，使读者误认为减胸手术就像从胸罩取出衬垫般简单，其实不然。尽管减胸手术带来极大的痛苦与不便，接受手术的女人普遍表示满意。加州柏克莱地区整形外科医师卡斯坦斯（Michael　Carstens）便说，他曾替许多女人实施减胸手术，患者都说早知道有减胸这回事，早就来做了。
选择减胸手术的女人必须力抗丈夫、情人的反对。一位大胸脯女士长期饱受颈背酸痛，决心减胸，医师说他十分乐意为她开刀，但是必须先征求她先生的同意。这位女士抗议说她的身体，她有权作主，医师却十分坚持，因为他曾替许多女人做减胸手术，事后都遭到不满的丈夫百般骚扰。
另外一位女土则在1995年4月号的《女性运动与瘦身》（Women’s　Sport　and　Fitness）杂志撰文，提及她以前的胸围36DD，“不堪负荷”，不仅老弯着身体、穿着宽大的毛衣遮掩乳房，也逃避运动，以免大家看到她的乳房“上下波动”，出外慢跑时，还必须穿上3件运动胸罩，为10磅重的乳房防震。最后她选择减胸，将胸围缩为36C，虽然乳房上仍有疤痕，她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重拾自信与对运动的热情。
哺乳、肿瘤与外科整形是医界对乳房的三大关注，在医师的手中，女人的乳房可以连上电子仪器、以辐射线照射、夹在X光板中摄影、注射矽胶，还可以整体切掉。套句乐芙医师的话，传统的乳癌治疗是“切割、毒杀与烧灼”。但是我们不该只看乳癌医疗的恐怖面，也该想想它的进步。比如，现在我们知道母乳为何有益婴儿，因为医界已经找出初乳所含的激素与酶，确定它们可以促进发育，给予婴儿抗体对抗一般盛染，至于选择不喂母乳的女人，只要步骤正确、消毒完全，也不用担心奶瓶喂食会让孩子健康不良。我们也对促发乳癌的某些因子有了更多了解，罹患乳癌也不再感到全然无望。或许在我们有生之年，会看到乳癌克星的诞生。至于那些想要胸部大点或小点的女人，也可求助整形手术，再不济，还可找催眠师。一位催眠师说他用催眠让顾客回到青春期时代，然后命令顾客“释放少女时代所感受的乳房压力”，只要375美元、12周的催眠疗程，就可以让顾客的乳房隆起。
是的，江湖术士仍未绝迹，正统医疗也依然屹立。容我改述普鲁斯特的名言——相信医学是蠢事，拒绝相信它，那就更蠢了！
第八章解放的乳房：政治、诗篇与图片
解放后的乳房有各种变化，
它们可以是棕色、白色、粉红色、黄色或淡茶色，
也可以长得像柠檬、柳丁、葡萄抽、苹果、梨子、西瓜、大头菜或茄子。
有的乳房对冷、热或衣服束缚极端敏感，
有的乳房只喜欢被某些人在某些时刻以某些方式触摸，
有的乳房则完全不喜欢被碰触。这些乳房只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属于女人，女人知道它们喜欢什么，拒绝违背自己的意旨让别人操纵它们。
泰半的西方历史里，女人的乳房不是受到丈夫、情人的个人掌控，便是受制于教会、国家、医学等男性机制的集体控制。不管男人对女性乳房的控制多么广泛，过去的人并不自觉，因为长期以来，人们相信女人“附属”于男人、比不上男人，也必须顺从男人，这种观念深植于西方社会，以致多数人毫不质疑地接受现状。
当然，历史上也有过一些女人（甚至少数男人）质疑两性之间的不平等。14世纪，英国诗人乔里（Geoffrey　Chaucer，1340…1400）描绘巴斯地区来的太太，指出一些大胆的英国女人质疑传统的婚姻角色。100年后，孀居的法国作家比桑（Christin　de　Pisan）也力劝女人要超脱社会厌恶女性的心态，比桑的为人与作品为后世建立了模范，展现出女性力量与人格的强韧。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虽为旧的性别争议注入新意，但总体而言，“新”男人仍是在寻找一个合适且恭顺的伴侣。
文艺复兴之后，虽然多数人仍坚守犹太基督教义，认为女人天生不如男人，但也有少数人努力打破加诸于女人、让女人成为“终身奴仆”的意识束缚。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解放女性的种子终于开始萌芽绽放，先是古兹（Olympe　de　Gouges，1748…1793）写出《女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en），后有伍史东考特（Mary　Wollstonecraft）出版《女权辩》（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为女性宣言开了先锋。尔后200年，大西洋两岸的女性前赴后继、大声说出她们的抗议。
到了19世纪，女人不再单打独斗，而是集结成女性团体发出怒吼，推动女性教育权、投票权、服装革命与经济独立。尽管保守势力反扑，慢慢的，女权运动者还是争得社会广泛认同，同意女性有权与男性平等。
其后，又有连续几波的女性解放运动，包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最后一波大运动。这波女权运动与前面几波运动最大的不同在：它将身体自主权与女性权利连结起来。革命性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身》（Our　Bodies，Ourselves）一书敲起新一代女性的战鼓，指出女性的宿命并非天定，而是男人造成的。当女性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夺回自己的乳房，结果又如何呢？下面这一段对话便是过去30年的女性战略之一。
1993年，我在美国一家女子三温暖听到的对话：
“我不再穿胸罩。”
“你真是个解放女性！”
抛弃胸罩，挑战男性想像的女体美
观诸乳房在象征上的重要性，妇女解放运动由“焚烧胸罩”揭开序幕，也就毫不出奇了。1968年，诗人摩根（Robin　Morgan）领导的“女性解放党”（Women’s　Liberation　Party）在大西洋城举行的美国小姐选美会场外抗议，呼吁抛弃束缚女人的胸罩、束腰、发卷、假睫毛，及其他“荒谬、愚蠢”的贬抑女性象征。示威行动的发起单位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谴责美国社会的压制力量，包括性别主义、守旧主义、老年歧视与种族主义，声明中指出选美正是集这些负面思想之大成。
参与那次抗议行动的女性只是将胸罩丢入垃圾桶，后来却被神话成“焚烧胸罩”。捏造此一名词的记者显然希望将它与“焚烧征兵令”、“焚烧国旗”等煽动性行动串连起来。虽然多数女人不希望被贴上“焚烧胸罩者”或“女性解放运动者”的标签，其他女人还是受到号召，纷纷抛弃了胸罩。
一位女性回忆那段时期的抗争，认为抛开胸罩象征了自由与反抗，她说：“我早就不穿束腰，现在又抛弃了剃刀、化妆品、高跟鞋与裙子，穿着轻松自在，不再穿需要胸罩的贴身衬衫与合身剪裁的外套。一开始，我很担心人们看到我没穿胸罩会有什么想法，后来，我完全不在乎了。”
两年后，澳洲作家葛瑞尔（Germaine　Greer）出版《女阉人》（The　Female　Eunuch），强有力呈现父权社会如何剥夺女性的权利，她以生动的语言描绘男人对女性乳房的夸大专注：“庞然的乳房其实是女人肩头的重担，惟有不显露哺乳功能的乳房才得到男人的爱慕，一旦乳房色泽暗沉、失去弹性、憔悴枯萎，男人便感到厌恶。乳房不是女人的一部分，而是悬挂于胸前的诱惑，像神奇的面团般供男性揉搓。”葛瑞尔就和焚烧胸罩的美国女人一样，拒绝穿戴胸罩以迎合“充气乳房的幻象，迫使男人正视女性乳房的各种真实面目。”
20年代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焚烧胸罩”运动，旨在破除男人对女性身体的过度情色化，藉由女性的乳房，唤起大众对女性经济、社会议题的重视。讽刺的是，脱下胸罩反而成为无数讪谤者的攻击武器，指控不穿胸罩的女性不雅、低俗，冲击了男性想像的女体美标准，认为乳房应当巨大、浑圆、坚挺，在衣衫下曲线毕露。相比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精心包装过的乳房被当成性欲对象，60年代末的乳房挣脱束缚，象征了混乱无序与打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