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十年讲话汇编1966-1976》1976-第2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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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同志讲话 
总理刚才讲了一个大体的伦廓,康老着重讲了一个问题的面,我就是补充一下点,供同志们了解一下。今天来的我也不熟,比较熟悉的五团、北影等,八一厂也不太熟,八一厂来了没有?不重复,有的需要补充一点。 
要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挂不上钩。当时我们分化王、关、分不开,就把戚分开了。但是六七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我那儿成了罗马大会了,摸到了我的生活规律,对这件事有个认识过程,我们都有个认识过程,同志们就更长了。今天总理、康老讲的这些话对同志们有很大的帮助,要好好学习。追其根,还是刘少奇的黑秀才、武将军,“文曲星”、“武曲星”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们是一案,最早是从七分钟的闪电开始的,当时对他们不了解。 
他们一是串通,二是演习,想到中南海陷害毛主席、总理,也到过林副主席家里,还围攻我。他们很早就勾结,又是黑秀才,我们不知道,怎么接见他们的,一九六六年初,对王力这个人我从来不知道,关锋写的文章我从来没看过,戚本禹写了一个“忠王不忠”我看了。我对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不报告主席、党中央。”这样才搞出来。六六年初春,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革文件起草成员,在上海我和他们有两个斗争。第一个是王、关、戚要求把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拉进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说不了解,没经过中央不能来。春桥、文元同志知道,总理也知道。第二个事情,戚本禹有个政治资本,后来知道是狗咬狗,所谓“八司马”。到四月十六日快起草了,北京搞了真包庇,假批判,他到上海去。他说:“八司马”是主席知道了的,有问题也要留,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温情,坏了要保留,我就打电话给汪东兴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南海工作,后来不知道,他已到了西楼。“八司马”坏了,他就坏了,后来发现把他弄到记者站,才发现的。 
我对杨成武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讲过他的坏话,但我和他斗了几次。一次是他假借抓大的,搞饶漱石专案,利用合法专案,搞了我那么多所谓黑材料,这个专案组并没有戚本禹,他呈阅时也写上戚本禹,我把戚本禹用黑笔画了。(问吴法宪是不是?)(吴法宪答:是)后来是我要戚本禹到上海取材料,当时只有我和叶群知道,我说没有,你再搞就是香港,就是台湾了,他就说:我不就成反革命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去吧。戚本禹也利用合法手段,搞了我的专案,就是“北图事件”,从图书馆、报纸、杂志什么都搞。中央批了,这是反革命事件,第二封信是法宪送来的,我一看又是“北图”,我当时就拍了桌子:“你是什么东西,老子不在乎!”这时已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当时七、八、九三个月主席外出巡视,林副主席八月也出去了,只有总理、康老在,他们一下子要端掉我们三个常委,允许不允许呀?(答:不允许。)他们要破坏军队,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因此就这三条,决定把他们捉起来,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报告了主席,先抓了两个,戚本禹没捉,差点把我害死。所以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今天无论如何替同志讲话的,特别是从去年八月份以后,还扭不(过)来就不妥当了。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二月逆流逐渐认识。六七年一、二、三、四月,我就说,你们要和吴传启、潘梓年划清界限,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说了多少次,他们就是不作,同志们有物证,捉戚本禹的时候,身上还有给彭真、翦伯赞、吴晗的信的底稿,总理有一份正式的,这是铁证,他是亲笔。 
六六年下半年,我感到他们不对头,他们开始采取的方法是“你们累了,身体不好,不要去了。”举个例子,捉萧华时,戚本禹说不要去了,后来突然来电话,指定要江青来,我当时觉得有预兆,我说非去不可。他们把萧华的党、政、军文件的钥匙,萧华秘书交给一个吹小号的。那里的档案是军队的机密。我说,谁要抢,我就要捉人,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我命令他们把钥匙交出来,后来吹小号的才把钥匙交出来。还有一次抢中央负责同志一类档案,我实在压不住,告诉了总理。他们抢档案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假借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封,实际是偷,一种是利用群众抢,这是非常恶劣的。六六年下半年出我们几个人的丑。把我们几个人的象画在一起,出我们和主席的丑,我提了抗议,后来又出了我一个人的画本,这是破坏我们党,出我们的丑。我说你们不销毁,我要立即采取行动。六六年下半年要从工业、农业,到消费等方面调查一下,王力只是哼了哼,就这样没办法。他们大肆整我们,是在六六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他们要夺财政大权,主席说:财政大权可不能叫人家夺。他们是在六六年底,六七年春开始整我们几个人的所谓的黑材料。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把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副主席讲话和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我们的讲话的录音放给同志们听。六、七、八月他们要下毒手,首先是危害主席,其次是总理,林副主席出去了,主席出去到那巡视,他们就搞,他们想一箭双雕。武汉的问题,陈再道这个人不好,主席回来,给我们说,先作军队的工作,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完全封锁。王力回来时,我还到机场欢迎了他,他负了伤,我说请医生给护理,他说“不用,杨代总长给我找了。”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时,主席和我、中央文革决定让富治同志主持,戚本禹想去当第一把手,他有什么资格去?他还想把富治同志弄掉,他想把中央文革架空,还有什么周景芳,据说也是萧华这条线上的,还有李广文,也是山东这条线上的。我们对他们的问题,一时挂不上钩,对冲派也挂不上钩,他们把邱会作同志的头都打破了,主席、林副主席说不能这样子,邱会作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象杨成武这样的人怎么敢怀疑?“红小鬼”、“老红军“,从来没有怀疑。但是作了斗争,大树特树,我和他们斗了两次。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这样搞。后来抢档案时,杨、余、傅给了他们解放军的衣服,他们到中央档案馆去偷查档案。我的有一个批件烧了,我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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