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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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桀纣时代,人心就不行了,这也是有道理的。桀纣是主子,其他一概都是臣民或奴才。如果主子们像桀纣那样,连一点替天行道的遮掩都不讲,臣民的道德水平自然也应该坏得没遮拦。
但我对王充的说法有个疑问。刚才谈论尧舜的逻辑和生活常识都提醒我们,聚族而居或者在小村庄中生活的人,如果不出这个小圈子,其实是坏不到哪里去的,不然就要自作自受。而桀纣时代,血缘社会还没有解体,人们如何能坏到〃比屋而诛〃却不制造冤假错案的程度呢?
我估计,恐怕那些坏都坏在了〃公德〃领域,坏在与〃公家〃王公之类的统治集团及其掌管的〃公务〃的关系方面。而在〃私德〃的领域,在家族内部,在朋友邻居和乡亲之间,我们的祖先就未必落后,说不定还能领先世界呢。中华民族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大概就有这〃私德〃的一份功劳。私德好,社会管理成本低,生产者也能安心努力地干活。可是公德不好,先进就保不住,别人不打自己也要乱,早晚要大乱。

如今,我们的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都解体了,而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又没有建立起来。满大街的人谁也不认识谁,想随地吐痰就吐,想干坏事就干,连丢脸都不用怕,只要能躲过警察就不必承担责任,就可以不遭报应。随着私德领域的缩小和公德领域的扩张,我们的优势没了,劣势却露馅了。中国社会陷人了历史性的危机。
这个危险期,至少自明朝起就露出了端倪:因果报应的说法深入人心,关帝庙遍地开花,关云长所代表的无血缘关系的兄弟义气成为我们民族的理想。这些东西都是药,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不断吃镇静药,自然可以推断他的神经或精神出了毛病。
这种危机似乎还在加重。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政府,本来还有无道的权威支持,可以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统治集团也容易无争议地团结在真命天子周围。现在孔家店被砸了,天道和天命没人信了,本来就很弱的公德领域又少了不受置疑的维护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现在和过去一样处于大病未愈的时期。如果说有区别的话,无非是试验了几种药,效果都不那么理想。天道的变种和替代品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试验中先后丧失了权威,人们重建观念世界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各种药物的疗效和副作用总叫人不满意。譬如毛泽东思想的猛药,治疗贪官污吏的一时效果不错,但我们在毛泽东时代买东西的时候却整天招人白眼,被那些售货员训来训去。工人农民干活也大规模地偷懒这都是大家在社会分工中安身立命的领域,表现出来的竟是这副德行。
现在,经济发展了,售货员(国营商业还不敢保证)却不敢训斥我们了。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成就。工人(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例外)农民和售货员并没有接受更高强度的道德教育,干起活来却认真多了,尽管这认真精神也难免体现在制造和贩卖假货上。我想,这种进步所以能够取得,关键在于现实的报应机制。没有人愿意掏钱买售货员和服务员的训斥,于是老板就要招募懂礼貌的人,就要培训员工笑迎他们的衣食父母。不能约束自己就可能被市场竞争淘汰出局除非这老板得到了国家特许的垄断地位,当了某个领域的老虎和霸王。
这里说的是经济领域。我想,市场竞争在总体的方向上应该有利于实现孔老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因为人们更愿意为包含了这种品德的产品和服务掏钱。
政治或者叫公共领域显然不那么乐观。如果像经济领域一样建立某种竞争机制,好服务得到选票,于是升官;坏服务丢掉选票,于是丢官甚至丢掉饭碗,我们在前边为不守公德辩护的理由就要站不住脚了。
当然社会生活不仅仅包含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我的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朋友告诉我,美国人很怕坏了自己的信誉。他们轻易不敢赖账,轻易不敢违反交通规则。我这位朋友在一个月之内曾经两次驾车超速,被警察叫了下来,登记了他的社会安全号码。不久,他的违规记录就遭到了报应。他接到了来自保险公司的通知,他的汽车保险费用从200元增加到400元。美国人的社会安全号码就好像中国的身份证号码,是惟一的,也是公民得到福利待遇的凭据。但是他如果赖账,如果在公共信用方面有了不良记录,任何跟他做生意的人都会查出这个记录。被他的不良行为害了的银行保险和交通管理之类的部门,自然也愿意登记这个记录。结果,假如你要在一个文明宁静的地方租一间房子,房主一定会要你的社会安全号码,要是你的品德和信用记录不好,就别想以正常价格租到这间房。我的这位朋友认为,这种精密的报应机制,就是美国社会公德水平比较高的根基。这套机制奖励公德,惩罚缺德者。
本来,我对发达国家的报应机制的叙述到此就结束了。写完后,我将这篇文章传给一位在英国的朋友看,她说我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公正高效的司法体系。征得她的同意,我把她的部分论述翻译过来充实本文:
法律和司法系统在维护西方的社会秩序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谁超速驾驶或酒后开车,他就要冒吊销驾驶执照的风险。真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你至少在一年之内无权开车。假如你习惯了每天驾车上班,现在却不得不改乘公共汽车或者出租汽车了,这自然非常不便,而且要为日常交通花更多的钱。更多的麻烦还在后头:即使过一段时间拿回了驾照,你也不再是一个干净驾照的持有者了。那意味着你不是一个老板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在英国求职,你必须出示你的干净驾照,以证明你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在这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核心角色是法律,而不是道德原则。离开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规范,道德原则什么也不是,至少是苍白无力的。
在西方社会,你可以在超级市场、地铁车站和加油站之类的地方违反规定,但是你不能不面对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后果。几乎没人愿意去干那种违规的事情,拿自己的前程、职业、家庭生活等等冒险。我们听到过一个故事,有个中国留学生在超级市场偷拿东西,他立刻就被驱逐出境了。在我看来,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违规是不值得的。就是这样。
说到司法的公正和高效,我们又回到了政治领域。这真是一个绕不开的下手之处。

走出恶性循环的实际努力开始之后,自然还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方面的工作。譬如我们要找到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一种操守的基础。儒家的基础已经被骂倒了,新的信念的基础在哪里呢?
我想,这基础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无须到天堂和地狱中寻找。譬如造化的报应。前边已经说过了,我们现在正在遭受报应。而且这报应一点也不神秘。
我们的祖先一直说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造化把这报应的工作交给了人类自己,交给他们设计和建立的制度。如果这个社会倾听这种要求,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建立了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制度,建立了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报应的体制就建立了。如果这个社会不建立这样的制度,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遭到报应,它会被其他有着更合乎造化要求的制度的社会所淘汰,或者被它自己所破坏。我们中国的2000年王朝循环就是造化给予帝国制度的报应。
报应不仅落到了整个社会和制度的头上,也落到了每个人的头上。我们随地吐痰,我们不排队,我们遇到不道德的国际行径和国内行径都假装看不见。这些严重缺乏公德的行为遭到的报应还不清楚么?我们被人家看不起。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环境下降,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他不喜欢的世界里,这就是报应。为了让自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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