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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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巴克斯有怎样的怪癖和反常，他天生就是一个编故事的家伙，在革命前夕的大清帝国出乎意料地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狡猾地把色情文学和新闻材料混合在一起，就像一个孩子为了肥料而搅动粪便。终其一生，他似乎一直在向任何一个愿意听的人讲述关于慈禧性错乱的故事，并从中体验强烈的满足感。在到北京的早期，他就愿意润色加工那些从名士们那里拾取来的诽谤性花絮，与莫理循和其他人一起传播谣言。这些流言蜚语将经过公使馆的过滤，然后逐渐被广泛接受。接下来，巴克斯将通过新发现的“事实”不断对自己的谣言进行确证和放大。他对中国色情秘史、秘传的文学传统入了迷，并开始搜集这些玩意儿，以便掺和到自己的保留剧目中。随着对中文材料的更加精通，他便开始生产伪造的“官方”档案（日记和奏折），批评他自己的伪造材料，指出其他人的理论破绽（比如林文庆），最后把那些轻信的听众带向必然的结论，那就是：只有巴克斯才是对的。
经过了这么多年，巴克斯关于紫禁城内部事件的伪造版本已经发展的极其复杂。一开始，他先是委婉地暗示“一座东方的特里亚侬宫”的图景，接着着手构建一个完整的秘密世界：假太监和纵欲狂欢、私生子、谋杀嫔妃，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可媲美乔纳森·斯威夫特11，不过煞费苦心地要让它更加可信。他笔下的慈禧秘史不断延展，逐渐涵盖了女色情狂的全部要素：放荡堕落、性变态、杀人，让人联想到传说中的武则天。许多诸如此类的主观臆测最初是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并没有归到巴克斯的名下。报纸的读者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全都是调查翔实、证据充分的事实，或者是直接来自大名鼎鼎的乔治·莫理循笔下的内幕消息。事实情况是巴克斯拼凑这些故事，并把它们作为“消息灵通的闲谈”提供给莫理循的，而莫理循则不分青红皂白把它们塞进了发给《泰晤士报》的新闻电讯里。接着，世界各地的报纸有都采用这些电讯稿，使它们广为传播。当到巴克斯要出版自己的太后传记的时候，他就常常充满信任地将《泰晤士报》当做权威的材料来源，以支持自己的主张，他自称这些主张是根据汉文官方档案或他所发现的秘密满文日记所作出的。这就是一次学院式欺骗的复杂运用的全部，这样的把戏也只有一个具备非同寻常的耐心和智力的家伙才能撑得住。
在北京的西方人，包括莫理循和赫德，总是不断指出：对于满清朝廷中正在发生的到底是什么，要是能得到一位知情人的看法，那该是何等幸事。虽然在1908年慈禧去世之前，巴克斯和濮兰德之间还没有就他们第一本书的合作签订合约，但似乎在多年之前他实际上就开始撰写了，或许，早在1900年，他从康野狐和林文庆那里受到启发，就着手此事了。那时候，他总是和莫理循聊至深夜，并且注意到了莫理循对假想中的太后的秘密生活的心醉神迷，巴克斯则正忙着构思他的杰作。将学术性的西方传记和中国色情小说融会贯通的想法，很对巴克斯古怪胃口，他的幽默感，他惊人的文学才华，以及他的模仿天才——代表着他对文学的伟大贡献：那个关于恶魔太后的惊天骗局。首先从古代秘史入手，巴克斯决定创造一部据推测是慈禧的一位前宗室重臣保存下来的“秘密日记”，内容就直接从中西材料剽窃。最初他是用英语创作这部日记的，后来被部分地翻译成了中文，并且由巴克斯的一位亲信用汉字缮写副本，使用的是适合于日记的行书。颇为离奇的是，他的合作者濮兰德从未要求亲眼瞧一瞧巴克斯的这些原始材料。后来，当其他人试图检查这些材料时，巴克斯解释说：它们已经遗失了、被偷了、被卖了或者被烧了，就这样便便当当地定期把他的“收藏”给消灭掉了。
他和濮兰德合写的两部慈禧传记，通过描写一种“域外”生活方式（不指望哪位读者会宽容这种生活方式），而使得他们晦涩难解的色情文学作品很对西方人的胃口。事实证明，读者们要求检查这些“骇人听闻”的揭露材料是正当的，因为巴克斯介绍这些材料时，说它们是满清朝廷一位高级官员的秘密日记的片断，应该用临床分解的态度来阅读它，就像一份动物学家的报告对待远亲猩猩那令人反感的行为一样。
作为学术作品，这两本书堪称爱德华七世时期散文的杰出典范。读者常常被那权威著作的派头以及对修辞手法的熟练运用所折服。一旦认识到：你正在阅读的东西并不是事实真相，而是一个复杂骗局的组成部分，你的聪明就会成倍增加。
总的算来，巴克斯在北京度过了将近45年的时光。前半段，大量时间被用于他对满清宫廷的研究和造假；后半段，大量时间则被他用来怂恿其他人干同样的勾当。最后，他的健全心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将自己完全袒露在两本繁复而疯狂的回忆录中。这两本书和《威尼斯通信》极为相似，但在眼界和想象上，后者远不能望其项背。这些疯狂的回忆文字中，最稀奇古怪的是那些描写巴克斯和慈禧之间假想中的风流事件的段落。虽然这些手稿从未出版过，也从未被大多数汉学家认真地研究过，但没有任何别的事情能如此清晰地暴露他的疯狂，而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我和慈禧之间的交往，”巴克斯写道，“始于1902年，一直持续到她的去世。我曾保存过一份我与太后及其他人秘密交往的、异常私密的记录，还持有有一些太后写给我的短笺长简，但所有这些手稿和文献都不幸遗失了。”
对于这些和太后之间的荒唐性爱游戏的放肆铺张，以及关于他们之间遭遇战的荒诞不经的详细材料，使得他在精神彻底失常情况下的极度兴奋的性幻想变得令人生厌。开始于几十年前的被视为机智、淘气的讽刺作品（伪装成了历史）如今退化为疯子的涂鸦。
首先，巴克斯是怎样完成他的骗局的呢？又是什么使得一代汉学家对他认真看待呢？回答是：共谋。的确，巴克斯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有乔治·莫理循（他给了巴克斯起点），有濮兰德（这家伙是如此容易上当受骗，以至于相信康有为和巴克斯告诉他的每一件事，只要它反清排满就行）。多亏了莫理循和濮兰德，巴克斯关于慈禧的创造发明的所有基本元素全都被当作事件记录而发表在《泰晤士报》上，这些记录，巴克斯可以当作根据加以引用，而又不会暴露他是在引用自己。有了巴克斯对他们的支持鼓励，莫理循和濮兰德不再孤独了。作为外国记者，他们只是一种精神状态锋利的末端。在关于中国的西方偏见中，也存在着共谋——读者们愿意相信这样的事情。在北京，在这世纪交替的时刻，这成为一种风尚，差不多每个人都在伪造记录。举个例子，义和团围攻使馆的许多方式就是莫理循和其他人伪造的，为的是将罪咎钉到慈禧的头上。
【译注】
1毕德格，即威廉·佩西克（William　Pethick　？…1902）美国人。同治十三年（1874）来华，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后因仰慕李鸿章而辞职，入李鸿章幕府。由于毕德格熟悉汉语和英、法、德等国语言，于是便成了李鸿章重要的私人秘书、翻译和顾问。毕德格跟随李鸿章20余年，深得李鸿章的信任与倚重，对李鸿章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据濮兰德《李鸿章传》记载，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