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104章

辛博森写道：“对于我们这次公开援救中国人的行动，使馆里的几个厨子再一次惊慌失措起来，因为这些人是些可疑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说，这一行动会让我们自己的生活付出沉重的代价，使馆将会遭受攻击。”
迄今为止，还没有直接针对外交使团的袭击发生。在北京，还仅仅只有汉人遭到了义和团的攻击，也没有哪个拳民或清兵朝外国使馆开过一枪，使馆区内也没有人被杀或受伤。所有开火都是发生在相反的方向：外国人向中国人开火。爱德温·康格估计，到6月15日为止，将近有100名拳民在没有挑衅行为的情况下，被各个使馆里的水兵开枪打死。这个数字包括那些遭到克林德的德国卫队“潜伏袭击”的拳民，但不包括许多被莫理循的掠夺者打死的中国人，也不包括少数几个早先被见习翻译和西方骑手机动小分队打死的人，这样加到一起的话就有好几百人。波莉·康迪特·史密斯说：一伙水兵（不到20人）说他们到那天为止一共杀死了350名“小偷、拳民和清兵”。所有关于使馆围攻的报道都努力减少这个数字，或者，干脆只字不提。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5月31日之前，当使馆卫队从天津到达时，只有一名外国人被义和团所杀：传教士卜克斯，他是被自己的同僚试图采取愚蠢的行动给害死的。使馆卫队被召集起来之后，杉山彬被董福祥的士兵所杀，4位法国和比利时铁路工程师在逃往天津的时候在一场枪战中被杀，两位英国传教士在永清附近被害。这样算来，外国人的死亡总数到目前为止只有8个。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其余所有义和团事件，都是直接针对中国人的。（1900年的大多数拳民暴乱都发生在“北京—天津—保定府”这一片不大的三角形区域内，虽然西方报道使它看上去似乎是横扫了整个华北。）
多亏了拳民们自身的鲁莽，朝廷在政策上依然保持着尖锐的对立。6月13日，北京暴乱开始的那一天，义和团闯入年事已高的大学士徐桐的府邸，大肆劫掠，此公是义和团的一位主要支持者，也最仇视洋鬼子。拳民们还袭击并抢掠了大学士孙家鼐15，他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书。新近被任命的贵州巡抚被拳民们拖出他的私人座轿，强迫他在泥地上磕头，然后还把他的衣服剥光，抢走了他的丝绸官服。这再一次使得天平朝反对端郡王的方向倾斜。6月17日，太后和光绪命荣禄移师进京：“将各使馆实力保卫，不得稍有疏虞。”16然而，当荣禄询问使馆方面他们是否需要这样的保护时，外交使团拒绝了，他们想当然地推测：荣禄（最接近太后的人）计划了一场屠杀。在莫理循发表于《泰晤士报》的电讯稿中，他声称：对使馆区的进攻“是太后下的命令，由荣禄组织的。”最后的事实是：在经过两个月之久的围攻之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平民都毫发无损地幸免于难，这一结果，更多地得益于荣禄的调停和他对武装力量的控制，而不是勇敢突围、巡逻放哨以及作困兽之斗。使馆卫队的胡乱射击，莫理循的骑兵的快速枪战，他对教民的救援，还有克林德男爵的蓄意挑衅，这一切只会使温和派的计划泡汤。
16日，顺天府尹（北京市长，端郡王核心集团成员之一）崇礼17来到德国公使馆，亲自向克林德男爵求情，请求释放那个被他抓为人质的男孩。这是克林德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因为那孩子已经死了。显然是克林德因为一次突然发作的狂怒而开枪打死了他。此事被德国使馆给隐瞒了，不过却被英国政府知道了，莫理循也知道，他曾在私下里与香港总督卜力爵士及卜力夫人谈论过此事，但从未在《泰晤士报》上报道过。
两天之后，总理衙门吁请使馆方面，再也不要允许他们的骑手们搞武装突袭，因为“此足以激起民愤。”义和团依然没有攻击使馆区。
慈禧似乎很怕端郡王，越来越对他忍气吞声，同时还承受着来自温和派的巨大压力，她学会了一会儿偏向这边，一会儿又倒向那边，两边和稀泥。和了几十年的稀泥，已经建立了许多惯例，这样一来，她要想单方面采取行动则殊非易事，两年之前光绪皇帝的暗中破坏就是一个明证。正如曾国藩和科伯恩所觉察到的那样，慈禧并不是一个强大的领袖，而是一个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装饰品。为了维持在朝廷上的地位，她一直保留自己的意见，直到某个团体的观点明显地占了上风。在义和团的问题上，她的政策方针一天一个样，一直等着瞧瞧到底是谁的手最有力地掌握了舵柄。但是朝廷决策的隐秘性掩盖了这样的摇摆不定，因此在使馆方面看来，最高当局的行动比事实上要更坚定。
多亏了有这么多的西方挑衅，在6月的第二周里，铁帽子们重新夺回了对朝廷的控制，那是在刚毅和赵舒翘从保定、涿州调查义和团运动回来之后。这两个人被派去向京城西南的义和团宣示：行为要放规矩点，并赶快散伙，否则，荣禄大人的军队可不是吃素的。6月16日，两位大臣回京报告：义和团实在并没有计划一场针对大清王朝的造反，两个人都保证义和团对大清的耿耿忠诚，并且，像烧毁教堂、杀死教民之类的暴行都是犯有罪行的秘密帮会的成员干的，而不是拳民自己——这是一个铁帽子们自始至终都在维护的借口。刚毅说，当他到达涿州的时候，拳民们在他面前跪倒一片，合手致意。他把拳民们所有的过激和犯罪行为全都归咎于反清排满的白莲教，据说这些人利用义和团以渗透进北京城，并策划反政府阴谋。他和其他的铁帽子们向太后和朝廷保证，在目前的情形下，根本没有必要压制义和团，因为他们没犯什么错。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4节　坏事是这样来的（6）
为了平息争执，那天最高当局召集了一次特别御前会议，参加者包括所有亲王、六部九卿以及宗室成员——总共有一百多位王公大臣和军事将领，这是接下来的一系列御前会议中的第一次。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报告义和团的恶劣行径，包括他们对高级官员的袭击；如何应对西摩尔司令的远征军，从已知的情况看，这支部队已经离开天津，预料随时都可能北京的城门前出现；还有就是许多正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所造成的危险。这首次御前会议最后以一系列诏谕作为结束，宣布荣禄的武卫军必须将北京的义和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仅仅要防止他们劫掠并粗暴对待朝廷大臣，而且也要让西摩尔司令的部队进京营救使馆的行动变得毫无必要。太后再一次命令荣禄和他的军队负责保护使馆区，不管他们需要不需要这样的保护。第二天发布的一篇谕旨明确表示了朝廷的担忧：“如使馆眷属人等，有愿暂行赴津者，原应沿途一体保护。惟现在铁路未通，若由陆遄行，防护恐难周妥。应仍照常安居，俟铁路修复，再行察看情形，分别办理。”19
6月17日，第二次紧急御前会议召开，端郡王发起反攻，出示了一份据说是来自联军的最后通牒。根据我们得自此次会议的唯一目击者的材料来源，太后以这份伪造的最后通牒为基础，告诉与会者，外国列强提出了4点要求：一、考虑到不断有谣传说光绪皇帝依然被囚，因此必须指定一座特别的宫殿作为皇上的住处；二、为了消除官员腐败的有害影响，必须给予外国人代表中国政府收税的权利，不仅仅是外国海关税收，也包括所有国内税收；三、为了结束中国军队中的腐败，必须赋予外国人在大清帝国所有军事事务上的权威；四、光绪皇帝必须全面恢复权力。
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外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所以，这份文件只能是出自伪造。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能性是：它是铁帽子蓄意伪造的，为的是把温和派打懵，并激怒太后，以便让她采取激烈的行动。虽说如此，但是细细回想起来，更大的可能是：这份伪造的最后通牒是身在广州的李鸿章总督所发明的，他一直在千方百计要挑起一场联军进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个非常紧急的时刻，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海军司令们根本就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份最后通牒——一份将把中国拖入战争的通牒——就更不要说是像端郡王出示给太后的这样一份了。
至于西摩尔司令那支两千人的部队，早在一周之前就离开天津去北京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