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66-历史碎影》历史碎影-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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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一个杂志的黄金时代,上海被称为“杂志的麦加”,据说每天有二三十种、一个月内有近千种杂志在出版,它们像百货公司里井然有序的陈列商品一样供大众所需。创办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说,“农村的破产,都市的凋敝,读者的购买力薄弱得很,花买一本新书的钱,可以换到许多本自己喜欢的杂志”。但邵洵美所办的所有杂志几乎都卖得不好,搞得他“钞票总兜不过来”。多年以后,他的这些“昔日辉煌之残余”还可以在他开在苏州路上的一家小书店里找到,那些过了期的封面女郎和分行的诗句一起尘垢满面地堆在书架上。
朋友章克标这样说他:“洵美先生对办一份画报,很感兴趣,他有高度鉴赏能力。他不知拿出了多少钞票来解决困难。我觉得这像是一件湿布衫脱给他穿,邵仁兄倒是很高兴地穿上了。”
多年以后,也是这个朋友这样回忆他对邵洵美的印象:一是诗人,二是出版家,三是大少爷。邵的少爷作派从当时朋友们给他的两个诨名就可以得到印证:一是“少爷”,二是“孟尝君”。一个不让人吃他白食、没有一点一掷千金的气魄的人,哪能那么容易得到“孟尝君”这样的诨名。但说邵是一个诗人很多人就想不通了。他们说,我们虽然知道邵公子曾与泰翁同席,与奥登同车,与徐诗人(志摩)同学,他那些诗嘛,嘿嘿。甚至还有人公开激烈地说,如果他的是(诗),那么我们的就不是;如果我们的是,那么他的就不是。究其原因,一般说来诗人从来都是穷的,我们的富有的主人公于是很不幸地成了诗人们仇富心理的一个牺牲。
事实上他们最看不得的是邵的“下流”。他对女性身体的“耽于肉欲的亵神行为”和性感的展示让他博得了一个巨大的恶名。因为他创造的是一个感官的世界,他的中心意象总是女人,以及对女性身体的色情的畅想。他有一首诗,把花变成了色情欲望的载体,花的“红肤”,“潮湿柔软的躯体”,被转换成了女性性器官的意象。另有一首《颓加荡的爱》,以云的聚合来描述做爱。邵最有名的一个比喻是把“处女新婚之夜的眼泪”比作了“荡妇下体的热汗”(《花一般的罪恶》),他们由此断定他是一个不仅在现实中追逐更在诗歌中幻想妓女般的人物的家伙,——“爱荡妇胜于处女,爱萨乐美胜于圣母玛丽亚”。那年头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帮年轻人正在高喊革命,而这个人年纪不大却过着那样腐朽没落的生活!左翼人士指责他的这些东西不过是一个性感词汇的集中营:火,肉,吻,毒,舌,唇,蛇,玫瑰,处女,等等。颓废——这是他们安给他的一顶在当时颇不名誉的帽子。
啊欲情的五月又在燃烧,
罪恶在处女的吻中生了;
甜蜜的泪汁总引诱着我,
将颤抖的唇亲她的乳壕。
这里的生命像死般无穷,
像是新婚晚快乐的惶恐;
要是她不是朵白的玫瑰,
那么她将比红的血更红。
啊这火一般的肉一般的,
光明的黑暗嘻笑的哭泣,
是我恋爱的灵魂的灵魂;
是我怨恨的仇敌的仇敌。
天堂正开好了两爿大门,
上帝吓我不是进去的人。
我在地狱里已得到安慰,
我在短夜中曾梦着过醒。
——《五月》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新月,新月(2)
这首为后人多次征引的《五月》,收在他的第二本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中。这本毛边,大32开、米色道林纸印刷、封面上一朵黑茶花的诗集是他自行设计的,其肉感的气息就像书名所暗示的一般。集子里的三十一首诗作,都是——套用一句当下流行语来说——“那么罪,那么醉”:
啊这时的花香总带着肉气
不说话的雨丝也含着淫意
沐浴恨见自己的罪的肌肤
啊身上的绯红怎能擦掉去
——《春》
或许是这些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激怒了他,他回应说他们并没有真正读懂。他暗示说,自己有着源自高贵谱系的美学原则,一是来自波德莱尔和法国诗歌(他的集子《花一般的罪恶》就让人联想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一是来自布姆斯伯里圈子的影响。在他书房的墙上挂着两幅画,一幅是罗塞蒂绘的史文朋的肖像画,还有一幅是古希腊女诗人莎弗的肖像画。他的朋友不知有多少次听他讲过这个故事:那是在他去剑桥的路上,在拿波里(今译那不勒斯),他下船参观了一个博物馆,在那儿他发现了一幅画着美丽女子的壁画,那女子的眼神像情人一般召唤着他,“向我走来吧,我的洵美!”于是他完全被她蛊惑诱引了。他一次次地讲述这个故事,最后自己也相信了这个故事是真的,并把它记入了一本诗集的序里:在意大利的拿波里上了岸,博物馆里一张壁画的残片使我惊异于希腊诗人莎弗的神丽,辗转觅到了一部她的全诗的英译……我的诗的行程也真奇怪,从莎弗发现了她的崇拜者史文朋,从史文朋认识了先拉斐尔派的一群。又从他们那里接触了波特莱尔、凡尔仑。
——《诗二十五首·自序》
从对莎弗的崇拜,再到史文朋,再到波德莱尔和魏尔仑,邵洵美在这里为自己划了一条非常清楚的美学的谱系线。他在金屋书店出版的散文集《火与肉》——这个具有异域色彩的书名不无史文朋的诗句“双手火一般灼热”的影响——则可以视作他在剑桥所受西方文学教育的总汇:六篇文章里一篇写莎弗,两篇写史文朋,另外三篇写魏尔仑和戈蒂耶。如此自报师承,曾引得朋友徐志摩在背后微哂:“中国有个新诗人,是一百分的凡尔仑。”
那些亭子间文人总喜欢拿着他的“颓废”说事。一个人写的诗是颓废的,连带着他这个人也是颓废的了。在这种道德逻辑下,也难怪中国的文人都拿腔捏调要作君子状。其实“颓废”又有什么不好?它是一种风格,一种色泽,一种态度,它倾向于多彩的奇异的一面,又带着波希米亚式的自以为是。何况在当时的中国语境里,颓废,其实与先锋相去不远。
邵洵美的朋友、《狮吼》杂志(邵也是这本杂志的赞助人)的创办人章克标,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到他从前的共事圈子,这也可以作为对邵和他气质相近的一帮都市诗人作家的一个定评:
我们这些人,都有点“半神经病”,沉溺于唯美派——当时最风行的文学艺术流派之一,讲点奇异怪诞的、自相矛盾的、超越世俗人情的、叫社会上惊诧的风格,是西欧波特莱尔、魏尔仑、王尔德乃至梅特林克这些人所鼓动激扬的东西。我们出于好奇和趋时,装模作样地讲一些化腐朽为神奇,丑恶的花朵,花一般的罪恶,死的美好和幸福等,拉拢两极、融合矛盾的语言。……崇尚新奇,爱好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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