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第2章

几何，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各惊相视”（《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同一问也，而后人之解释竟然不同《后汉书集解》卷二十一《李忠传》王先谦补曰：“更始既入长安，居长乐宫，升前殿，诸将后至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此与世祖会诸将问所得财物何以异。盖世祖欲以察诸将之廉贪，其特赐李忠，所以愧厉诸将也。事有迹似而情殊者，此类是也。”。此盖得天下的，又常得到另一种权力，即编纂历史的权，吾人试称之为编史权。史官对于皇帝难免不多写好的，少写坏的，于是好的遂掩蔽了坏的。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第十篇《胠箧》）此之谓也。晋文公“退三舍”而胜（《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而败（《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史家笑宋襄迂，而美晋文之守信。倘令宋襄胜而晋文败，我想史家所作评语又不同了，将谓宋襄不愧为王者之师，晋文不宜以国家而行尾生之信。玄武门之役，唐太宗不幸失败，则唐代历史必与吾人今日所读者不同。玉帝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才能享受无极大道（第七回）。其成仙及历过劫运，是完全依靠炼气存神乎，抑或也曾用过旁门左道乎，谁能知道，而乃享有“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之号（第三回）。由此可知争天下者不但争一时之富贵，且争编史的权，借此以取得永久的名誉。生则红光满室，貌则隆准龙颜，死则大雨滂沱，天亦落泪。人乎神乎？神乎人乎？神失败则为妖，人成功则为神。孙行者说：
妙呵，妙呵，还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第十七回）
言外有音，可以发人深省。
说到这里，我又联想到别的问题了。人类都有生存欲望，人类要维持其生存，必须吃饭穿衣，人类要吃饭穿衣，必须流汗做工。人情无不喜逸而惮劳，一方须吃饭穿衣，他方又不欲流汗做工，于是争夺之事便发生了。如何防止争夺，这是人类设置政府的原因。组织政府的人有防止争夺的责任，他们无遑做工，于是人们不能不供给他们以衣食资料。这样，租税又发生了。孟子说：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韩愈亦云：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韩愈《原道》）
天子百官衣租食税，这固然是人民的负担，然而人民由此却能换得安居乐业之福。人类基于这种观念，遂谓神仙社会也有政府。玉帝有“文武仙卿”（第三回），佛祖有“三千诸佛，五百罗汉，八金刚，四菩萨”（第八回）。这与人世的官僚组织似无区别。官僚分享租税，诸仙呢？据《西游记》所言，天上的生产力是极低的。蟠桃或三千年一熟，或六千年一熟，或九千年一熟（第五回）。人参果一万年只结三十个（第二十四回）。天上农作物不能供给诸仙之用，所以他们在天为神，下界就变为妖。卷帘大将贬到流沙，竟然觅取行人食用（第八回）。天蓬元帅贬下凡尘，竟然吃人度日（第八回）。二十八宿乃玉皇的侍卫，而奎星下界之后，亦咬食宫娥（第三十回）。井星打败辟寒儿，也生食其肉（第九十二回）。天上诸神形同饿鬼，玉帝对奎星说：“上界有无边的胜景，你不受用，却私走一方，何也？”（第三十一回）皇帝深居禁中，哪知百官生活。事烦而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因此，玉帝、佛祖乃别开一面，以人间的供奉为诸仙衣食之资。显圣真君坐镇灌州，“享受下方香火”，有“李虎拜还的三牲，张龙许下的保福，赵甲求子的文书，钱丙告病的良愿”（第六回）。如来亦说：
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第九十八回）
上界设官置职，盖如太白金星所言：
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清也。（第四回）
于是无拘束的妖魔便变成有组织的仙官。战国时代的养士，秦汉以后的官僚制度，目的都是一样。即由政府征收租税，以充禄俸之用，使豪杰之士有所衣食，不至横行市井，为奸作邪。而人民缴纳租税犹如对神供奉香火一样，积极地求福如不可能，亦希望他们消极地不来降祸。欧洲各国在十九世纪初期法治国时代，政治的目的不在于积极地增加人民的福利，而在于消极地排除人民福利的障碍。吾国古代政治又退一步，不求官僚排除人民福利的障碍，只求官僚不来侵害人民的福利。如何防止他们不敢侵害人民的福利，则需要一种法律，有似观世音菩萨交给唐僧，戴在孙行者头上的紧箍帽了（第十四回）。
第一部分　菩萨与妖精第3节　孙行者大乱天宫（1）
在神仙社会，地位之高低是以法力为标准，犹如人类社会，贵贱之别应以才之大小为标准。依这标准，法力大的地位高，法力小的地位低。然则法力大小如何甄别呢？关此，我们宜先说明人类社会怎样甄别才之大小。
秦汉以前为贵族政治，采世官之制，所谓“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是也。秦汉以后为官僚政治，选贤与能，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是也。西汉之世取士之法共有三种：一取人之贤，而甄别贤不贤则用选举，如张敞以郡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是也（《汉书》卷七十六《张敞传》）。二取其人之能，而甄别能不能，则用考绩，如赵广汉为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是也（《汉书》卷七十六《赵广汉传》）。三取其人之知，而甄别知不知，则用考试，如文帝时，诏举贤良文学士，晁错在选中，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遂由太子家令（八百石）迁中大夫（比二千石）是也（《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朝廷对于各种人才立兼收并蓄之法，所以得人独多。东汉以后，用人多以试取之，博士有试，犹可说也，孝廉有试，辟举征召有试《文献通考》卷三十九“辟举”：“按东汉用人多以试取之，诸科之中，孝廉贤良有道皆有试，迁官则如博士如尚书皆先试，至于辟举征召无不试者……而所试率文墨小技，固未足以知其贤否也”。参阅卷三十四“孝廉”引徐氏言。，则考试不但用以甄别知不知，且又用以甄别贤不贤与能不能了。隋唐以后，变本加厉，竟认考试为国家取士的唯一方法，而所试者又限于文词，与西汉考试之“取其忠言嘉谟足以佐国，崇论宏议足以康时”（《通考》卷三十四“孝廉”引徐氏言）者不同。倜傥之士不肯埋首寒窗，而致文墨小技不能精通者，将无法表现其才智。“黄巢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僖宗干符二年），他诋毁朝政，谓“铨贡失才”（《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黄巢传》）。这事值得注意。
考试之法固然不能甄别才之大小，而既有甄别之法矣，亦足以安慰士人学子。可怜得很，神仙社会，地位高低虽以法力为标准，而甄别法力大小却无一种制度。兼以他们修成不老不死之身，不死，仙位永不出缺；不老，仙官永不退休。这当然可以阻碍后起之秀的出路。豪英贤才所希望于朝廷者，在于仕途公开。任谁都能用其自己的才智，以取得适当的地位。孙行者学成了一身本领，以为一到天宫，就可察能授官，哪知所授的官只是不入流的弼马温。弼马温掌养马，“养马者后生小辈下贱之役”（第四回）。但是“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孙行者就职之初，固曾“昼夜不息，滋养马匹”，那些天马都“养得肉膘肥满”（第四回），亦可谓忠于职务了，卜式曾在上林牧羊，羊肥息，遂迁县令，而国相，而御史大夫（《汉书》卷五十八《卜式传》）。金日磾曾在黄门养马，马肥好，亦由马监而驸马都尉，而光禄大夫，最后且受遗诏辅政（《汉书》卷六十八《金日磾传》）。由此可知官职虽小，苟有出身的机会，则英豪之士亦愿借径于小吏以发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