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间谍》第143章

另一方面，有些事实使他确信他是正确的。他对世界的看法是根据现实的某些方面形成的。当他后来又发现现实的这些方面和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时，他就以此来证实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电影《愤怒的葡萄》与其说是一部故事片，不如说是一部纪录片，电影中一贫如洗的农民，证实了他想象中的一个“衰落了的国家”。这些证明自己的论据是对了的事情，在胜利的那些年头是经常发生的。他总认为美国终将并吞英帝国。因此，他认为有关同盟国之间各种磨擦的；肖息都证实了他如上的看法。反馈加剧了这种曲解。他的下级知道他喜欢什么，用许许多多的证明材料来支持他的观点。
他们送去他所喜欢的报告，在会议上附和他的意见。
但是，现实中另外一些不怎么叫人舒服的方面依然冲击着他。希特勒以不承认这些情况来维护他的看法。为了减轻思想上的负担，他选择了一班人马，这些人事先把希特勒不愿意知道的许多情况隐瞒起来，不让他知道。新闻秘书迪特里希审查许多报纸材料。凯特尔不让托马斯递交报告。这些人相信他们在保护他们的领袖。有一次研究部情报分析处处长赛费特送上一份报告·里面有令人不愉快的消息。
希特勒的一个助手问他：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送这么一个报告给元首？”
赛费特回答说：　“如果我不送这个报告，你就要把我贴墙站着，把我枪毙。”
“不，”助手回答。　“元首作出了决定，我们就不应该再搅乱他的直觉。”
在形势会议上，约德尔拼命强调德国所取得的小小胜利，对德国的退却则尽量轻描淡写，因此，局外人不大可能知道德军正在大规模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德军在摩泽尔丧失了一个桥头堡以后，约德尔这样向希特勒报告：摩泽尔以南的德国散兵“突然遭到激烈进攻。进攻发展成为在这些小村庄周围展开的非常激烈的肉搏战。三辆（敌人）坦克被击中。敌人最后把我们的散兵推回到摩泽尔这边。然后我们放弃了南面的桥头堡。”至于别的地方，约德尔的报告强调俄军的进攻被击退，德军正在反攻，部队在毫无作战意义的情况下勇敢抵抗。有时候，当士兵不得不承认撤退时，他们从来不说被打败，而是说敌人在“进逼”，敌人占压倒优势的兵力迫使英勇的部队让出一点阵地。希特勒的部下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使他听不到不愉快的消息。
但有时候坏消息确实传到了他那里。在某些情况下，他事先就把坏消息抵销掉了。如果报告上说敌军力量占优势，他就说送报告的人有“失败主义情绪”——对德国取胜缺乏信心。这就使得他不能进行认真的考虑。希特勒还可以斥责写报告的人是个“专家”，说“专家”，通常的意思是指一般参谋或外交官。他在外交和军事上取得胜利的那些年里，外交官和参谋部曾预先提醒，如果他采取某种行动，将产生可怕的后果；而他就敢于采取行动，并且成功了，再次证实了他的天才和这些专家的无能。因此他可以推知他们现在的报告同以前的报告一样错误。
当不能采取上述做法时，他就歪曲情报使其符合他的观点。虽然德国只有七千五百万人，美国有一亿三千五百万人，德国在人口方面还是占优势，因为美国只有六千万人是象样的人种。有时希特勒篡改数字，这样就觉得更舒服一些。海军向他报告，美国人每月建造的船舶的吨位将达三十万吨，一个月以后，他的脑子里的这个数字却成了七万吨，当约德尔向他报告，前往罗马去逮捕国王和墨索里尼以后的政府要员的德军部队离罗马有一百公里时，希特勒大喊：“哪里有一百？只有六十公里！”这种做法有时“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哈尔德早在一九四二年就看出这种做法是“危险的”。
然而，最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希特勒干脆不相信不受欢迎的消息。当英国拒绝讲和的时候，他“不能想象在英国还有人真的相信他们会胜利。”驻俄国的海军武官向他报告俄国舰船建造的数字，这是根据航空照片，从舰船在船台上建造的时间推算出来的。数目之大使希特勒感到吃惊，他下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办不到的事情，俄国人照样办不到。”外交部人事处的一份截收报告告诉他，俄国农业丰收了，他在报告上拦腰潦草地批道：　“这不可能。”当一个助手向他报告，一九四三年七月汉堡遭到同盟国的疯狂轰炸，城市被破坏殆尽时，他打断他说；　“用不着你报告——我全都知道了。”约德尔报告说，一九四五年三月，盟军装甲部队踏平了一部分西壁，他反驳说：　“那也不见得。可能只是两，三辆坦克。”在他的形势会议上，这样的事情也不少见。当古德里安递上格伦关于俄国部队集结的数字时，他愤怒地吼道，“他们简直是白痴”，应该把格伦送到疯人院。当一个德国空军军官把一张很大的复合航空照片摆在他面前，照片上表明俄军在中部集团军群的正面集结了空前大量的炮兵时，他愤怒地用手把照片从桌上拂掉。
当情况每况愈下，失败的征兆越来越明显时，他不仅在心理上逃避，而且越来越把自己关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他总在夜间乘坐他的火车车厢出去，把窗帘拉紧：开形势会议时他把房间弄得很暗。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以后，他只到前线去过一次，拒绝视察遭到轰炸的城市。他不接见参加过战斗的军官。他禁止“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谈话；在极个别的时候，他似乎了解到真正的形势；　“我们正在不断丧失工业地区；”　“可惜Ｖ—1　飞弹不能决定战争；”
“我们自己的措施取决于它们（敌人的作战目标）。”但实际上这些只不过是就事论事，并不表明他从根本上承认错误。任何事实也绝不能扭转他的纳粹观点。当英国人正在轰炸德国的城市，德国人也在轰炸英国的城市时，他还在想象着战后纳粹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持久友好”。他认为俄国虚弱不堪，当苏联坦克正逼近德国首都时，他还不觉得这一看法有什么错，只觉得他在选择进攻的时间上有了错误。
任何事实也不能改变他的顽固态度。因此，即使希特勒得到完善的情报，对他也不会产生根本影响。他会挑选那些他喜欢的情报，而把其余的都否定掉。在战术方面，完善的情报可能起了帮助作用；在战略上，就一点作用也不起了。
关于希特勒和情报的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不是有了更好的情报是否就能帮助他的问题，而是ｃ为什么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如此有效地驾驭现实、因而成为德国和欧洲的主宰的这样一个人，到后来竟变成了把他不喜欢的文件从桌上拂掉那样一个暴跳如雷的人物？
答案不在于希特勒本身，而在于外因。外界情况促使了这种变化。这些情况使他逐渐地不谨慎了，他的神经质越来越暴露。其后果不仅在情报方面看得出来，在他的一切行动中都看得出来。
在最初时期，希特勒大体上是为所欲为，相对来说不受外界力量的左右。他的才干——特别是他的果断的决心和坚强的意志——得到了自由的发挥。他的才干使他能够成为纳粹党领袖和他的国家的元首。他把他的才干施展到国际舞台，他操纵着别的国家，使德国，从而也使他自己成为欧洲的统治力量。希特勒采取行动，左右局势，担任领导；别的人和别的国家只能反应，屈从，追随。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他以改变现实的办法来适应现实。他改变世界以满足他的需要。在所有这些方面，除了在战术上受到少许挫折外，他是所向无敌的。
后来，在一九三九年，英国不再默认他的计划了。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严重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英国狂傲地拒绝他的和平建议以后，希特勒发泄这一愤怒的最直接、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进攻并征服这个岛国。但是希特勒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与其说是要改变现实，不如说是要满足他的需要。那就是进攻俄国。
不去攻打一个他并不真正想攻打的国家，他就能摧毁一个他所憎恨的国家。不在海上作战，他就能在陆上作战。免去了进攻英国可能失败的担心，他就能因进攻俄国一定能取胜而感到高兴。他想，这一切除了使英国丧失最后希望以外，还将因此而使她醒悟。因此，他不面对客观上更有效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