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第157章

澹?br /> “……他报效祖国的光辉一生，特别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为美国朋友们铭记不忘。和你一样，我们感到他的逝世是一个损失。”
尼克松在电报中高度赞扬了宋子文。
1971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宋子文的追思礼拜在纽约市中心的教堂举行。宋子文的太太张乐信及其三个女儿，还有宋子良、顾维钧包括当时的台湾驻美“大使”刘锴等数百人参加了此次礼拜。
宋子文的大姐宋蔼龄因丈夫去世时宋子文不到而拒绝出席葬礼。由于当时众所周知的原因，宋子文的二姐宋庆龄最终也未能出席宋子文的葬礼。
由于该出席的人物没能出席，致使宋子文的葬礼过于简单和逊色了。就这样，一位一生不甘寂寞的人，终于寂寞了。
宋子文病故后，其夫人张乐怡孤守独处，又在美国生活了17年，于1988年在纽约病逝，享年79岁。
宋子文和张乐信一共生了3个女儿：大女儿宋琼颐，丈夫冯彦达；二女儿宋曼颐，丈夫余经鹏；三女儿宋瑞颐，丈夫杨成竹。他们的三个女儿都定居在美国。
1993年初，美国举办中国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曾向大陆借了一批溥仪用过的文物。当时，在幕后促成此项特展的人，便是宋子文和张乐信夫妇的大女儿宋琼颐女士。
就在宋子文病逝的第3年1973年的10月19日，宋子文的大姐继其父宋耀如先生之后的宋氏家族的实际掌门人宋蔼龄，也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医院故去了。
宋蔼龄在临终弥留之际，总算又见上了小妹宋美龄一面。但彼时的宋家大姐已然是万语千言在心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可以说，宋蔼龄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宋蔼龄临终前的遗憾，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在宋家的6姊妹中，最早辞世的便是小弟弟宋子安，他于1969年2月病逝于香港，终年63岁。紧随其后的便是宋子文，1971年4月24日故于美国旧金山，终年77岁。旋后1973年10月宋蔼龄病故于美国纽约，终年85岁。8年后，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团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再其后，宋氏姐妹的二弟宋子良当年亦是著名的金融家也在美国病故了。
迄今宋氏姊妹中唯一尚健在的，便是近百高龄的蒋老夫人宋美龄了。
可以说，伴随着宋家两位老大宋蔼龄、宋子文以及小弟宋子安的先后谢世，宋氏姊妹间几乎心照不宣的一个共同心愿团聚，就像在抗战中那样济济一堂、相逢一笑般的团聚，但已经没有可能了。
2．“国之瑰宝”宋庆龄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历史性转折的一年，也是宋庆龄感情上大起大伏、悲喜交加的一年。
1月至9月，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使宋庆龄陷入难以言状的悲痛之中，精神几乎崩溃。同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其上海的党羽妄图垂死挣扎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也被粉碎。当时正在上海的宋庆龄闻讯大喜，高兴的和工作人员举杯相庆。
当时厨师特意备了一道菜螃蟹。盘中放着四只螃蟹。一只圆脐的母蟹，三只尖脐的公蟹。宋庆龄一反常态，端起一杯茅台酒一饮而尽。她和大家抓起螃蟹，剥着、吃着，沉浸在按捺不住的欣喜之中。正像她给罗叔章的信中说的：“我们以无比欢欣的心情庆祝这个节日。”
一个多月后，宋庆龄会见了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法索。客人和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惊奇地发现，这位84岁高龄的老人气色非常之好。法索代表巴基斯坦总统伊拉希，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枚纪念真纳诞生100周年的金质纪念章。会谈时，宋庆龄用英语问客人：“你们知道中国　FOur　crabs（四只螃蟹）的故事吗？”并风趣地向法索介绍粉碎“四人帮”后，很多群众把“横行霸道的”三只公蟹和一只母蟹拴在一起吊起来的故事和北京市的酒一夜之间几乎卖光了的盛况，并发出阵阵开心的笑声。
当时宋庆龄在欢笑，也在反思。建国30周年前夕，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指出：奔腾的江河总还有险滩暗礁。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航船几乎被险滩暗礁所倾覆。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年中，妄想篡权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使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的科学技术本来同世界先进水平缩小的距离又拉大了。总之，我们的国家遭到了一场浩劫，我们的建设进程至少被推迟了20年。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中，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1976年秋天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宋庆龄在文中强调：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物质生产大大落后了。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在比较充实的物质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林彪、“四人帮”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践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因此，我们也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使广大人民提高觉悟、解放思想，就不能使他们迅速掌握广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培养我们革命的接班人，把广大青年和少年儿童培养成具有高尚的革命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人，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还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
在当时人们的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宋庆龄能够提出这些一语中的的意见，充分表现出了她作为政治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当即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宋庆龄虽已进入体衰多病的晚年，但精神上却青春永驻。她又开始参与繁忙的国务活动，接待来访的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倾心于自己所钟爱的妇女儿童事业。
伴着春风，她又来到了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当时的团长、剧作家任德耀和许多演员亲热地围住他们日夜思念的宋庆龄，兴奋地诉说着这些年来的苦乐恩怨。他们记忆犹新的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妄图取消宋庆龄亲手创办的儿童艺术剧院，采取的办法是强行将这个剧院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成立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上海话剧团”。正当他们准备下手时，宋庆龄回到了上海。她驱车直奔儿童艺术剧院，来到剧院门门，宋庆龄撩开汽车的窗帘，深情地凝望着剧院的大门。很快，“孙夫人来看儿童艺术剧院的牌子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宋庆龄无声的抗议，迫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低下头来，为“合并”而进驻剧院的工作组随即悄悄地撤走了。这件事被儿艺的人们称之为“20世纪新神话”。
当正在病中的宋庆龄听说儿童艺术剧院的一些人在要不要坚持为儿童服务的方针上有所动摇时，深为焦虑，她亲笔给儿童艺术剧院一连写了两封信。
她在1979年2月的信上说：“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信发出后，出于对祖国未来的热切希望，使她感到意犹未尽。第二天，她再次给儿童艺术剧院写了封信。
她在信中说：“昨天给你们写了一信，今天觉得还有话要说，再写这封信。”“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
宋庆龄的这两封言简意赅的亲笔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少年儿童的深情，由此更加坚定了剧院为儿童服务的方向。
就在这一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