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第70章

获释的战犯们来到天津抗日烈士纪念馆，向死难烈士献上花圈。他们再一次跪下，再一次宣誓，不少人再一次放声大哭。　
汽笛长鸣，“兴安丸”号客轮驶离了天津塘沽新港。前战犯离开了“再生之地”，离开了“第二个故乡”，他们和前来迎接的亲属全都站在甲板上，与岸上送行的人们浑泪告别。船长高木武三郎站在驾驶舱的窗前，久久地凝视这一幕。他的眼圈热了，嘴里嘟哝了一句：“这种惜别的场面真少见。”　
夏季的海面上起伏跳荡着无边的阳光。高木武三郎接过舵盘，把航速控制在5节以内。
补记（1）
前战犯田村贞直回到家中，年逾7旬的白发老母一把拉住儿子，昏花的老眼在儿子的脸上停留了很久。她用一双布满褐斑的手，颤颤巍巍地摸着儿子的脸、上肢、两腿，最后跪在地上，抱住儿子的双脚哽咽起来。儿子双手倒背，两腿叉开，挺高胸脯，展示着健康的体格。母子的眼泪无声地打湿了一块地面。　
当晚，田村贞直向全家人讲述起狱中生活和悔罪的心情。全家人静静地听着，彻夜未眠。　
“中国在哪个方向？”母亲问。　
儿子指给了她。　
从此以后，这位母亲睡觉的时候就面朝中国的方向。　
做一个有良知的人是幸福的。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是幸福的。经历过两种心路历程、经历过战争与和平的前战犯们对此有着深入骨髓的体验。归国后，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总部设在东京，54个支部分布在各都、道、府、县。该会的宗旨是“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日中友好”。他们通过演讲座谈、文艺演出、撰稿出书等形式，反省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本质，反对复活军国主义。他们为发展中日友谊而热情奔走，为推进世界和平而四处呼吁。　
从50年代起，“中归联”发起了查找中国烈士遗骨的活动，组织查询、募捐、签名、护送遗骨回国。烈士是指被劫虏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国劳工。刘连仁是孤独的幸存者，被发现后，“中归联”的会员们自动地保护在他的周围，以防不测，直到把他送回祖国。藤田茂获特赦回国后，担任了该会的会长，致力于该会的事业，曾6次护送遗骨及率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亲切地接见了他，高度赞扬他为中日友好做出的贡献。周恩来赠给他一套中山装。　
岛村三郎写了《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详细描述自己在狱中思想感情的转化过程，控诉了日军的兽行。铃木启久在《无人区》一文中，以忏悔的笔调追忆了日军制造的地狱般的情景：　
“过去美丽茂密的大森林，现在变成了头上长了一块块秃疮一样丑陋的山岭。什么景致也没有了，只剩下烧得焦黑的枯树杂乱无章地站在那里，鸟雀不知飞往何方了，悦耳的鸟鸣声已经绝迹。农家的房屋一间也不剩，昔日的和平村庄变成一片片黑褐色的焦土。那一株株焦黑的枯树，仿佛在那里低着头哭泣；那一堵堵断垣残壁，仿佛心里埋藏着千仇万恨。过去林间、村旁的河流，河水被烧焦的枯枝败叶、破衣烂裳堵塞了，从河床里溢出来，流向四面八方。原来那种仿佛情侣私语般潺潺的流水声，现在已经变成了日本鬼子的哭诉声……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村庄变成了人声绝、禽声断、冷冰冰毫无表情的旷野了。”　
这篇文章收入《三光》一书，该书初版时10天之内印刷6次，销售之快居战后第二位。此类书籍，还有《战犯》、《天皇的军队》、《虏囚记》、《壁中自由》、《诞生》等15种。　
“中归联”的举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失业，讥笑，谩骂，恫吓。“中归联”不屈服，他们“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活下去，就是破釜沉舟也要干到底！”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报纸、杂志的大量篇幅中出现了‘洗脑’这个新词汇，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我们决心写作，把在中国关押反省的真相告诉关心我们的广大日本国民。在战争中，作为军队、警察和官署等国家机构中的一名成员，对于奉上级命令所犯的战争罪行要不要负责任，中国用道理来启发说服，使我们获得了正确的认识。这不是什么‘洗脑’，而是使我们在良心上受到自我谴责。”　
“中归联”坚定地往前走，坚持反战争、求和平的正义斗争。有人拍摄《大日本帝国》这样一类美化军国主义的反动电影，他们就拍摄《再生之地》这样抨击侵略战争的影片。80年代，有人在巢鸭监狱原址为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建招魂碑，他们就自费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牺牲者慰灵塔”。有人鼓动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他们决心站到反战和平、恢复日中邦交的三千万人签名运动的最前列。他们跑到政府部门，举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高喊：　
“你们看，照片上的凶手就是我！”　
战败的老兵、漏网的战犯来到秘葬着7名甲级战犯残存遗骨的伊豆鸣泽山兴亚观音寺，向“七士之碑”默哀。他们手持念珠和香柱，把死者生前喜欢抽的“将军”牌香烟供在牌位前，焚香礼拜。他们抱着石碑痛哭流涕。　
在7名战犯被绞死的13周年忌辰，冈村宁次来到这里，祭怀他在士官学校时的同期生、侵华的亲密伙伴。　
“今日在此兴亚观音寺，由原第七方面军有志国际善邻俱乐部和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生共同主办的已故土肥原、板垣两将军逝世13周年追悼会，不胜感慨。　
“土肥原贤二君出生于冈山县，板垣征四郎君出生于岩手县。自幼立志成为军人，双双就学于仙台陆军幼年学校，继而经过陆军士官学校，于明治37年任陆军少尉，之后先后毕业于陆军大学。自此以后屡屡晋升，最后任陆军大将……　
“在审判中，两君均以坚毅的态度光明磊落地表明自己的信仰。无奈，在战胜国的横暴面前，正义的主张最后受到蹂躏。两君怀着为国家的将来担忧、为日本民族的复兴与亚洲的和平而祝愿的心意，从容地接受了刑罚……
补记（2）
“我们三人怀着相同志趣以来，曾发誓生死与共。然而战争结束后，只有我一人幸存……”　
被蒋介石偷偷放掉的罪大恶极的战犯，从来就没有放弃他罪恶的信念。他要借尸还魂了。　
那些在东京法庭和南京国民党法庭受到审判的战犯并没有被正义所征服，因为他们面对的法庭具有含混、矛盾的性质，缺乏明确、清晰的正义的理性。因此，战犯们把审判看作是胜者的审判，而并不把它看成是正义的审判。他们从未悔罪。他们抱着幽暗的法西斯感情、种族主义的就义感，抱着阻险的复仇愿望去赴死、去服刑；他们罪恶的理想仍然紧紧地拧成一股，坚持着黑暗的力量。历史不会重演，但是如果幻想它不会出现任何反复，则是极为危险的。　
“归还者”们一次次来华“探亲”。他们是以学生的虔诚来拜望恩师的。他们渴望恩师能去日本看看。矢奇新二为了筹积接待费用，与妻子省吃俭用，每月都要攒下几千日元。妻子不幸去世，他再婚时故意问后妻：“这笔钱该怎么处理？”妻子回答：“继续存。”他们把多年辛勤积攒的20万日元全都献给了“中归联”。藤田茂第5次来华时说：“我已经80多岁了，希望先生们能满足我的这一愿望，否则恐怕我再也没有机会来面请了。”　
1984年10月下旬，秋风染红了岚山的枫叶。在这收获的季节，以后任所长金源为团长、孙明斋为顾问的原抚顺、太原管理所代表团来到了日本。“中归联”打出了鲜明的横幅：　
“热烈欢迎老师”！　
“中归联”会员们沉浸在感激的心情之中，不顾年事已高，携儿带女地来看望、叙情、昼夜围拥在代表团下塌的饭店四周和房间门前。83岁的三宅秀也早晨6点从兵库县赶到大阪国际饭店，此时代表团已去京都，他即追随到京都；90岁的歧部与平原准备在东京的欢迎晚宴上致词，因患了感冒未能遂愿，代表团回国时，他无论如何也要叫他的女儿搀着他到机场送行；山口伊藏在自己栽种的果园里精心选摘了30多斤新鲜熟透的葡萄和桔子，千里迢迢送到了代表团的住地。他们有一种共同的表达：“终于见到了恩师，深感激动。”这是一种报答式的给予，给予中包含着精神的索求。　
这样的亲情已播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