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李梧龄1016-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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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他的故事也很为他惋惜，要是能给他以出路又何至于此。
再说我在禁闭和拘留中度过了两年半，实际上是更进一步地与世隔绝了，　那几年发生的四清等运动，我都不知就里，但从一件事看已可见那时对毛泽东　的个人崇拜已发展到可怕的程度了。那是有一次我因开大账买东西，去到管事　务的一个队长那里，另有一个人掏出香烟来敬那事务长，后者说不会吸，还说　抽烟有害的话，前者看见身边一张报上有毛泽东的新闻相片，随口开玩笑说
“要是毛主席给你香烟呢。”事务长马上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我连烟灰都吞下去。”说时那脸上一脸的谄笑简直令人作呕。但他　们两人嘻嘻哈哈，不以为耻。
却说到了11月中的一天上午，我刚到田里劳动，忽然被叫回去，队长指　着一个干部说
“这位是总场的某队长，你现在马上回去取些随身替换的衣服，他带你　回上海探亲。”张队长的态度从来没有象这样的和颜悦色，我知道这绝非坏事。
我并不怀疑家中有什么不幸，因为劳动教养的人，即使家中有丧事也绝不　可能请假回去的。我在路上问那个带我的队长，他也完全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　搭便车到了总场，在那里我知道这个队长是两个押送一批人出场的干部之一。我　遇到了几十个出场的场员，他们都兴高采烈，大多是回了上海再转去其它乡下的　人。我们一同被用客车送到湖州后乘船到上海。在上海码头，队长说，
“你回家好好看看，到时候我们会来叫你回去的。”至于什么时候，他们也　说不上。
回到家中，见到了父母，兄妹和妻子，当然非常高兴。我这才知道了是怎么　回事。原来我父亲有一个老朋友，名叫孙厚生，老先生是老同盟会人，跟随孙中山　先生革命的，在广东省时曾任造币局局长。国共合作时期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等　人。50年代，他与一个姨太太蛰居上海，因为路近，常来我家闲谈。他那时靠在文　史馆挂个名，每月领取60元钱生活费。平时根本不去，逢到有事则去锦江饭店吃一　顿，在诸如反对美帝的宣言上签个字而已。谈起蒋介石时，他眉飞色舞崇敬得很，　说见到他两眼炯炯自有一番威严，和现在的人不好比啦。可是，他并不惧怕蒋的威　严，有一次为此和共产党加深了关系。
那是在宁汉分裂之时，有一天蒋介石找他去谈话，蒋说
“你年岁大了，何必还要和董必武通信来往呢。”
孙糊涂地顶了一句说“国共合作是总理的遗训呀。”
蒋便无言以对，说“那好，哪哪哪你先请坐。”
蒋就走开了。孙枯坐了一会儿，见无人答理他，便起身想走。那知警卫不让　他走，就在蒋的公馆里被软禁了半个月。
解放后，他以此居功，说是为了共产党吃蒋的官司。每隔几个月便要写　信给董或周，诉穷要钱，每回倒总也能要到一些。后来他眼花手抖，不能写信，　便常请我哥哥代笔。
早在我劳动教养之初，我的一位堂兄就出主意要我父亲请他为我事写信求　情，但都为我父所不许。后来孙厚老故世，孙的姨太请我哥哥写信给周恩来，要　求到澳门去跟她侄子过。周居然派了统战部的人来送她走了。
这时，我家有董、周的私人通讯地址。我堂兄和我哥认为再错过机会就没法　了，便不管我父亲的反对，以我父七旬老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周。不久，统战部　来了两个人，问我父亲情况，有什么要求。我父亲说只要我回来。他们说这不那末　容易，
“这样吧，先让他回来陪你两个月吧。”
我就是这样回上海的，其实我父亲和周恩来并不认识。然而，统战部来　人的话也并未完全算数，半个月后，来了电话，叫我当晚在火车站等那两位队长，　一同回农场。那两个队长是从铁道公安局提了一个农场逃跑的场员回去的，我们　一行四人便回农场去了，一路上，队长很客气，我提到了路费，他们说“能报的　话我们替你报了吧。”就这样我连路程共自由了二十天。
回农场后，谁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但队长的态度显然变了。在临近春　节的时候，忽然一天被叫到队部去，宣布我解除劳动教养了。我于当日就被送到　分流四队。那是一个场员队，但我的厄运并没有结束，还刚开始呢。
第九章　分流四队
分流四队是个场员队，其实所谓的场员仍是在社会的最低层，谈不到　有什么自由的。场员不经请假批准并不能外出。和劳教队不同的只是每年有　几天探亲假，我因为刚探过亲，就轮不上了。此外，吃饭是用饭票买的。至　于买东西，则身上虽可以有现金，但因不能外出，仍需集体登记购买。场员　的工资是平均每月20元，但按农时不同，冬天每月17元，夏季农忙则有22元。　为了刺激生产，采用工分制，每天劳动下来，要分小组地各人记下工分。这　看来象计件工资，其实不然，每月到月底，将全队的工分加起来，得出总工　分数，然后再将总的预定工资与之相除，才算出每个工分值几钿！如果对照　马列主义说计件工资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剥削的话，则这是更进一步的发明了。　然而人到了这个境地，自私自利的劣根性竟仍然大发作。有些人就是很肯干，　把工分值降到了只有二三分钱一个工分。于是弄得劳动力差的人饭也吃不上　了，便将工资中的6元钱拿出来做基本工资，而将其余的让大家凭力气去抢。
我在这里结识的人中，政治思想犯并不多。有一位许鸿宾（其实他是分　流五队的，知道了我在四队，溜过来看望我。）原是复旦时比我高两班的同　学。他60年时有一天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人拖住一个小孩子，小孩吓得哇哇叫，　一问之下，原来那孩子拿了一块肥皂想和人换粮票，被那人抓住，逼着追问　他父母是何人。许就打抱不平说“你难为小孩子干什么！”小孩趁机跑了，　不料那人是个便衣警察，一闹之后把许抓了进去，就此被捕送劳动教养。
另外还有一些人犯的是所谓“叛国投敌”罪，例如有位余吉利，他本是　解放军中的一个运动员，是全国的拳击冠军。后来拳击这个体育项目被取消了，　他感到没前途，想到香港去求发展。这样就算是“叛国投敌”。
其他很多人是自称犯生活问题的，其实即是有了婚外情，这叫做“搞腐　化”，当然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必须改造了，如果婚外恋的对象是个现役军人，　那就不是劳动教养完事的了，那叫做“破坏军婚”非得判刑劳改不可。
但那时候劳教也不一定比劳改好，我在涛城时就遇见一个徐姓的人，他是　个中学生，和他哥哥两人不学好，与一帮流氓混在一起。有一次流氓们要在襄阳　公园打群架，约好了日子，弟兄俩讲好了要参加的。临时，弟弟畏缩了，事前去　公安派出所报告。警察说“好，你不要声张，到时我们会来的。”有了这个内线，　打架时这帮人被一网打尽抓了起来，乃兄被判了三年徒刑，他因检举立功，从轻　发落送来劳动教养。三年过后，乃兄从苏北劳改农场被释放回家，他却在劳教农　场里饿得没命，他哥哥还来探望接济他呢。
虽说场员已是公民，可是连通信都仍不自由，寄来的邮包更不用说要被当　面检查了。那队的几个队长也够高水平的。有一次有人家里寄来的邮包中有几卷手　纸。这些干部从未见过这种软的手纸，动疑心了。叫了一个上过大学的做统计的积　极分子去问，问后还不放心，又承他们看得起叫我去核实。原来他们异想天开看见　卷筒纸当作什么密电码的纸了。又有一次，一个场员探亲回来不久，其妻来信被他　们偷拆，看到了写着“这个月m。c。没有来。”又大惊小怪一番，可见他们的阶级觉　悟倒也的确是够高的。
离开四队不远，在靠近分流庙拘留所的公路旁有一家小店，也卖馄饨。这就　形成了一个集市，是获准了假外出的场员常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