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谋剪除了大宦官鱼朝恩,自恃有功,更加恣意妄为。他包庇奸邪,陷害忠良,越玩越大,甚至发展到对代宗也时常欺负耍弄的地步,结果导致代宗痛下杀手,于大历十二年(777)三月逮捕了元载及其党羽,并任命刘晏为专案组组长。
办案结果,元载及其妻、子赐死。此时任吏部侍郎的杨炎,因与元载“亲重无比”,坐贬道州(湖南道县)司马(辅佐官员),这就与刘晏结下了梁子。
过去,刘晏和杨炎同在吏部,刘晏是杨炎的顶头上司。两人都是才子派头,盛气凌人,谁也不服谁,关系搞得很紧张。刘晏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排挤杨炎,也是两人结怨因素之一。
其实,代宗任命刘晏审讯元载,是借重刘晏的威望,并非刘晏与元载私人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实际上,刘晏在工作上还得到元载不少支持。但刘晏既受命担任专案组组长,不能不秉公办事。
史书称,刘晏担心元载势力庞大,特地要求代宗加派皇族李涵等5个大臣共同参与主持专案工作,以免将来落下什么后遗症。刘晏多了这个心眼完全必要。
代宗诛杀元载,本意要尽除元党,而元党名单中,杨炎赫然在第一位。正是由于刘晏上书代宗,建议分清首犯从犯,不能都处死刑,杨炎才得以活命,不然杨炎早就身首异处了。尽管如此,也没有防住杨炎日后的报复,这是后话。元载一除,朝野欢声雷动。当然,贬官途中垂头丧气的杨炎就不这么想了。
杨炎初试锋芒
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刘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他对当时混乱异常的赋税制度,并没有提出改革。也许他办公桌上的问题堆积如山,顾不过来;也许他筋疲力尽,对赋税改革产生了畏难情绪?不管怎么说,这就为有志者进行改革留出一个巨大空间。而这项工作正是由杨炎完成的。
杨炎在新皇帝上台之后翻身。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去世,太子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八月,由于宰相崔甫力荐,杨炎在道州司马这个小官任上直接被提拔为宰相,这是历代都很罕见的事。
原来,在大历年间,代宗因宠爱独孤贵妃,曾企图废掉李适的太子地位,改立独孤贵妃所生的儿子李回为太子,因遭到元载极力反对,李适才保住了太子地位。李适当了皇帝,饮水思源,对元载充满感激,一上台,就破格提拔元载的亲信杨炎,后来还为元载*。当然,李适在当太子的时候对杨炎的才华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是提拔的重要原因。
此时刘晏已升任尚书左仆射(唐代以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掌中央大权。中书省定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实施,三省平级。尚书左仆射是尚书省最高负责人,下辖吏部、礼部、户部、刑部等六部。唐中期之后,尚书左仆射地位降低,被排除出宰相行列)。杨炎出任宰相,刘晏见势不妙,提出辞职。德宗鉴于刘晏的能力及威望,竭力挽留,并扩大刘晏在经济上的管辖范围,刘晏实际上统管了全国经济工作。
杨炎一上台,初试锋芒震动朝廷,他的矛头首先指向皇宫内库的问题。
原来,我国自西汉以来,就建立了国家经费与皇帝私人费用分开的制度。唐朝初年也是如此,国家财赋都归入国库——左藏库保管,掌管国库的太府寺每季上报账目,由刑部下设的比部司进行核对,一点弊病也没有。
但安史之乱发生,全国一片混乱。当时第五琦负责经济工作,京师一些有实力的将领毫无节制地向国库索取财物,第五琦挡不住,就把国家财赋都运进皇宫里的大盈内库保存。皇帝觉得这样用钱很方便,也就没有再交出来。从此以后,国家财赋变成了君主私产,政府主管部门无法计算库存,而在大盈内库当差混饭吃的宦官却达到300人。
杨炎对德宗说:“财赋是国家根本,百姓的咽喉性命。代宗时期出于权宜之计,让太监掌管。结果太监就操纵国家权柄,大臣谁也不知道库存虚实,怎么能研究利害并制定政策呢?目前最急迫要解决的弊端就是这个。请求陛下把国家的税赋交出来,仍归有关部门掌管。至于皇宫所需费用,可以估计一下每年所需,照数供给就是了,绝不会少一星半点。现在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才好谈别的事情。”
刚上台的德宗颇想有一点作为,立即批准杨炎的奏请。
如此敏感棘手的问题,竟如此顺利解决,朝臣们吃惊的同时,都期待杨炎多干点好事,成为贤相。
两税法横空出世(1)
杨炎受到鼓舞,第二天再次上奏,提出两税法,代替行之已久的租庸调法,这是牵涉千家万户的一件极重大的事。
唐初开始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至此已经150多年。
均田制:
16岁以上男丁每人分给100亩田。宅基地另按人口批给。
租庸调:
“租”就是地租。按男丁计算,每个男丁每年交玉米20斗或稻米30斗。
“庸”是劳役。每个男丁每年服劳役(无偿劳动)20天,闰月加2天。如果不去,可以交实物相抵,每天折绢3尺,或布3尺7寸5分。
“调”是缴纳手工业品。如蚕乡,每个男丁缴纳绢、绫、粗绸各2丈,棉3两。非蚕乡缴纳布2丈5尺,麻3斤。皇室贵族勋臣免交租庸调。
除租庸调之外,还有其他税费:
一、户税。唐初,按每户资产不同,把天下户分为9等,按等缴税。如大历四年(769),“上上户”每年交4000文,“下下户”交500文。
二、地税。每亩交玉米2升。
三、“杂徭”,又称“色役”、“资课”等。即为各级政府做各种杂务劳动,也可以用交钱替代。
四、代宗时还增设“青苗税”(田里冒出青苗即收税)。
五、各地政府及军阀巧立名目收取的税费。
租庸调的特点是“以丁为本”,不问资产。如果人没有了,就不好办了。
安史之乱导致农民大规模死伤逃亡。据《中国经济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大乱之前的玄宗天宝十四年(755),政府管辖人口5292万。到大乱尾声的肃宗乾元三年(760),管辖人口1699万,人口减少了3600多万,其中逃亡人数众多。均田制破产,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
杨炎的两税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来的。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政府量出制入,根据支出额度确定征税额度,一改过去一直是量入为出的财政制度,确定全国税额,摊派各地征收。
二、不分原住民和移民,一律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根据每家资产多少定出不同等级的户,确定应该缴纳的“户税”;再根据拥有多少土地,征收“地税”。各地田亩数字,大致以代宗大历十四年(779)的数字为标准,进行征收。
三、租庸调和所有其他税费全部废除。流动商人按其经营所在地,收1/30的税。
四、每年两次纳税,夏税在六月之前缴纳,秋税在十一月之前缴纳。正因如此,所以名为“两税法”。
五、两税一律用钱缴纳,个别情况也可以折收实物。
六、除两税之外,严禁另立名目征收其他税费,否则以“枉法”论处。
应该特别标举的是,在中国财政史上,杨炎之前和杨炎之后(直到近代),都是实行量入为出,只有杨炎提出了量出制入即量出为入。经济学界认为,像杨炎这样实行量出为入,才算是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财政制度。因为随着国家机器日益庞大,量入为出的原则无法适应实际需要。
有人说,对杨炎的评价要慎重。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国家直到19世纪末期才出现量出为入的原则,中国一直到近代的财政思想基本上也是量入为出,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换句话说,是杨炎的措施太超前,带有临时性。但是,毕竟杨炎在世界上最先提出了这一原则。
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评价说,仅这一点,就可以使杨炎在世界财政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杨炎提出的两税法,德宗又是立即批准,宣布自德宗建中元年(780)正月起,正式实施两税法。
两税法收税对象是资产,扩大了纳税范围,减轻了农民负担,简化了税制,集中了纳税时间,方便了民众,增加了政府税收,政府也省去了一年四季不断催索,因此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新唐书·杨炎传》称赞两税法说:“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两税法横空出世(2)
另外,杨炎主张,除了“田亩之税”仍以谷物缴纳之外,其余各税一律改为以货币缴纳。这说明,杨炎对货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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