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大揭秘》第48章

7日凌晨3时，日军又向驻守在通县新城南门外的29军143师一个营发动突然袭击。可是，在行动中被日军安排担任埋伏截击29军任务的伪”冀东自治政府”保安队只是对空开枪打炮，也没有支持交战中的日军，结果让29军的兄弟突出了重围。就因为此，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只凭怀疑就在当天上午对保安队进行报复，派了12架飞机轰炸保安队的驻地，炸死炸伤保安队10余人，反而更加激发了保安队血性男儿的抗日志气，保安队第一总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长张砚田以及教导总队沉维干三人密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决心就势起义抗日。
到了28日下午，张庆余恰好碰上了细木繁，被细木繁劈头斥问：”为什么没有截住29军？”张庆余也毫不示弱把他顶了回去：”保安队是维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管不着！”两人都拔枪相对，虽然没有开火但也埋下了杀心。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如其坐以待毙莫如早日举事，开枪起义也就箭在弦上了。
28日夜12时，保安队举行抗日起义，以进攻日军兵营的枪声为号，兵分三路同时行动。起义官兵迅速占领了长官公署和重要机关，扑进大汉奸殷汝耕的卧室把他揪了出来；接着摸进了日本特务机关和守备队住所，细木繁听见动静冲了出来提着手枪大呼小叫，起义官兵立即将他击毙在地。这一仗激战进行了6小时，捣毁了日伪组织烧毁了日军守备队的军火库，歼灭了日军第一总队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何田、通县顾问申茂、冀东银行行长等以下300余人。事后，起义保安队分两路向平西转移，一路上突破围堵，却被国民党孙殿英部解除武装转到保定集合。
“通县抗日事件”中的两个主角，英雄张庆余（1895…1963），河北沧县申家庄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陆军模范团步兵科，历任直隶军连、营、团、旅长，1933年任冀东特种警察队第一总队队长，后改任伪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率部起义后，转经保定、洛阳、西安，于1938年到达抗战后方四川，曾被委任为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抗战胜利后在天津病逝。
汉奸殷汝耕（1885…1947〕，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参与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议》及《塘沽协议》，从1935年12月26日至1937年月29日充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于1947年12月1日因汉奸罪在南京被处决。
“通县抗日事件”，原本非常清楚，连当时的日本资料也认为责任应当由陆军飞机来负，因为引起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日军轰炸了保安队（虽然日本人称误炸）。可是，战后几十年过去，日本出版了几部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翻案的书，却歪曲扩大事实把”通县抗日事件”拿来作文章，说成是他们进行报复屠杀的”原因”。
再说这块通县”慰灵碑”，长2．65米、宽0．95米、厚0．25米，全由汉白玉凿成，碑首题有铃木古井等侵华日军名字，碑上的文字虽然明显遭受了破坏，但仍依稀可辩标志着日本侵略的字句；据说，原来日本人还建有慰灵塔，早已被拆除了，这块碑原来就是立在慰灵塔前的，还有两块石碑，已经在1987年被收藏了起来。
天津”日清战役战殁者纪念碑”和海光寺神社
日本侵华，从1894年到1945年，从东北打到西南，若论修建这样的”碑”、”塔”和神社，真不知有多少！除了前文写过的保存在日本的”日清战役战死者纪念碑”以外，目前最早的还可以找到天津”北清战殁者纪念碑”的照片，那是日本人纪念参加八国联军攻破天津打进北京的，日本人把它树立在中国的事实本身足以说明日军侵略的本质了。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中国大陆的日本神社（2）
1900年7月13日，从凌晨起八国联军就兵分两路总攻天津城。在猛烈的炮火支持下，左路由俄国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指挥的俄、德两国军队，从火车站沿河进攻城东北角三叉河口黑炮台一带；右路由日本福岛少将指挥的日、英、美、法、奥联军，从海光寺进攻天津城南门。城里2万余清军拚死抵抗，义和团在南门外挖开河堤，水淹五国联军；日，美、英、法、奥联军逆水进逼到城下，城上的清军据城反击，躲在濠沟和芦苇丛里的义和团发铳射击；这一仗击毙了美军上校团长、日军少佐，把800多侵略军变成了”战殁者”。
到了次日，日军强渡护城河炸塌了一段城墙，从缺口第一个攻进了天津，日英军陷落了南城；另一路俄军也攻进了东城厢；虽然城内的清军和义和团民坚持巷战，但是终于土枪大刀敌不过洋枪洋炮，中国守军伤亡过重力不能敌，天津城被联军陷落。
从7月14日起，八国联军把烧杀枪掠天津城变成了他们的节日，有记载道：”拂晓天津城破，居民争向北门逃走，多被洋兵打死街头，洋兵大肆抢掠，首当其冲的是当铺、金店、银号，然后是再抢其它商店和大户人家，各衙署也都被捣毁。”“同时联军还奸淫妇女，整整闹了三天。”“从锅店街估衣街起，直至针市街口，亦被烧盘尽。””以锦绣繁华之地，变为瓦砾纵横之场，实有目不忍睹者”。
从7月15日起，联军瓜分天津城，日据东南区，法据西北区，英据西南区，美占东北区，北门外还由俄、日两国军队占领，仍然陷天津于水火之中。据当时的一个美军说：”天津如一块肥肉，肉均刮尽，只余干枯之骨矣。千奇百怪，可惊可惧之，残害、凌辱皆公然出现于世。”在八国联军之中，更有其最凶恶者就是日军，从此一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军占据天津城里城外，海光寺成为中国人民屈辱所在。
海光寺这个地名，已有300年了，据说天津这里明代有八景，其中之一”定南禾风”指的便是海光寺这一片的田园风光；早在1705年清朝初年，一位法名成衡的高僧来到现今的天津之地，见到南门外一带河渠纵横水网泛波，颇有江南水乡鱼米泽国的风貌，便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宏伟轩昂的寺院，取名普陀寺，引来远近的信徒香客络绎不绝。到了1719年，一次康熙南巡路过天津时，普陀寺的成衡在西淀恭迎，不仅善于书画而且对答如流，一时令康熙皇帝龙心大悦兴之所至赐普陀寺名海光寺，不但亲笔题写了皇匾”随处湘音”，还书就了”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楹联赐给海光寺。
获得皇上的青睐，海光寺从此名声大噪，上好下迎许多官、商也纷纷解囊，海光寺又得以扩充、修缮，寺外两道水渠，水边万株杨柳，终成了绿柳红莲交相辉映的美景胜地，一座欢喜桥上冬日观霁，”平桥积雪”从此被列为了津门十景之一。
到了1736年，干隆皇帝下江南从此而过，不但为海光寺题写了匾额，还为海光寺写下了大殿额和对联，从此将海光寺定为了行宫，这里名声更盛香火更旺，竟被视为到天津不可不到的吉祥宝地了。
海光寺的衰落伴随着大清国的厄运，到了咸丰朝好似恶梦接踵而至。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破大沽炮台，沿海河上行进到三岔河口一带。咸丰皇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往天津。这二位一到就看中了海光寺，把它作了宴请英、俄、美三国公使的地方。最后还在这里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海光寺从此戴上了屈辱的”签约寺”的别称。
到了1860年，西方列强再次占领天津城，英法联军占河北望海寺设北营，占城南海光寺设南营，”签约寺”又一度变成了侵略军的”占领寺”，连天津知府都曾经被英法联军扣押在海光寺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洋务运动军事工业的重要基地，海光寺周围率先成为清王朝西洋化的”特区”，这一带成为天津军火机器局的分局，称为西局。史书有载：”西局有八厂，共屋百余间，环于海光寺外。”也带给了海光寺一段不算太短的辉煌。1870年，李鸿章接管天津机器局；1886年，李鸿章为了接待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环视察西局，把海光寺作为了醇亲王的行辕，不但将海光寺油饰一新，还从上海调来摩电灯和摩电师，海光寺成为天津乃至全国最早亮起电灯的地方之一。
可叹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把海光寺一带重又变成战场，与清军与义和团展开激战，海光寺被八国联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