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第59章

旨意传来，这位豆蔻年华、活泼可爱的少女悲痛欲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满怀悲愤与哀怨，写下了一首绝命诗，托一个要好的太监送出宫外，于是给世间留下了一曲深宫冤魂的千古绝唱：
修短有数兮，
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
死则觉也；
失吾亲而归兮，
惭余之不孝也；
心凄凄而不能已兮，
是则可悼也。
诗中饱含血泪，哭诉了梦一般的短暂人生，未报父母养育之恩却早归黄泉的遗恨，以及对命运的哀叹，对青春的痛惜，跃然纸上。其真挚哀婉的情感令人肝肠寸断。
这首诗是真的出自宫女郭爱之手，还是后人所伪造，尚需考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明朝从殉女性那无声的呐喊和对封建王朝残酷野蛮制度的痛恨与诅咒。这无疑是封建帝国女性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地重复着一幕幕人间悲剧。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自诞生那天起，就带着叹息、流着汗水、淌着血泪。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艰难地一步步离开蛮荒和愚昧，寻找着文明的曙光。这是一种多么沉重痛苦的脚步？这是一条多么漫长和遥远的人间栈道？
历史正是从这滴血的号子和沉重的脚步探寻中，泛起了文明的光芒。历史创造了人类，人类改变了历史。
中国的历史进入封建社会，以俑代人殉葬的制度与风俗开始盛兴起来。近年在陕西临潼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实例。在已发掘的三个俑坑中，有人俑、马俑和战车俑等近万件，有的还组成了庞大的作战阵式，其数量之多，气势之雄伟，制作之精美，在中国帝王陵墓史上不仅是空前，而且可能也是绝后的了。所以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
汉代俑的尺度虽不如秦始皇陵俑这样雄伟庞大，但种类却丰富得多。除人俑之外，尚有各种骑射俑、舞蹈俑、杂技俑和人类各种生产生活用的陶屋、陶楼、井、灶、仓圈，甚至还有猪、牛、羊、狗、鸡、鸭等家禽俑。
从（汉书·百官表》中的“东园匠令丞，主作陵内器物”来看，说明当时制作殉葬俑和器物已成为专门行业。唐朝的三彩俑在造型艺术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女俑多丰腴圆润，形象地表现了国富民强的盛唐审美风尚。许多深目高鼻的“胡俑”，再现了中亚、欧洲等外国人的形象。而载运货物的骆驼俑，则展示了唐代东西交通发达、文化交融的盛况。
俑的珍贵和重要，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生活形态和文化风格以及社会风尚和习俗。白居易诗中“双眉画作八字低”的描写，在唐代女俑中得到了证实。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审美观点和唐代的“丰腴圆润”相反，出土的女俑大都清癯俊秀。俑的出土，对研究和证实历史，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自唐以后，又出现了以纸扎焚烧代替俑的方式。神道上则出现了由文武大臣和各种珍兽所组成的石刻仪仗队，而不再入葬，陵内的木俑也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殉葬品。这一点从明十三陵中可以得到证实，而定陵玄宫出土的微型木俑、木马即是这种制度下的表现形式。
木俑不同于金银器物，极易变质腐烂，在处理和保存上就需格外费心。从国外对出土木俑的处理情况看，大多采取冷冻的方法，即把木俑放在零下200℃的气温中，将水气脱去，然后放在玻璃箱中保存。
这样的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尽管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时代，但面对一堆腐朽霉烂的木俑，白万玉老人却失去了揽月捉鳖的气概，只能老老实实地按二十年代跟斯文·赫定和安特生等西域探险时所学来的土办法进行技术处理。
他在地宫内升起火炉，把白腊放在平底铜锅内熔化成液体，然后将木俑一个个放入铜锅，进行“腊炸”。小木人描着黑眉，染着朱唇，神姿活泼地在蜡锅中跳动，如同宫廷中的舞蹈，令人心驰神往，拍案叫绝。但这种欢乐之情不久就被痛惜所代替。用蜡浸泡的木俑，拿出铜锅之后，随着水气的蒸发，逐渐收缩变形，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少男少女，瞬间变成了面目奇丑可憎的老翁老妪。白老的一番热忱张罗付之东流，不管他多么痛心疾首也已无济于事。这座皇陵发掘的悲剧，刚刚拉开帷幕。这些“少男少女”的瞬间变态衰老，只不过是这场大悲剧中的一个小小序曲罢了。在不久的岁月里，将会有重场压轴大戏开演。不过那时已容不得他在台下观望和流泪，他将和他的伙伴一同登上舞台，和三具骷髅对话，将悲剧推上极至。让历史为之哭泣让人类为之震撼和铭记。
孝端王氏
万历皇帝梓宫的左侧，放置着他的原配孝端皇后王氏的棺椁，其大小形状和右侧孝靖皇后的棺椁相同，保存较好。尽管椁的外侧出现裂缝，但无塌陷。从已脱漆的木质看，亦为香楠制成。
椁的盖部放置两个形体不同的青花梅瓶，白地青花，周绘龙纹，色彩与质地尤如宫廷中摆置的梅瓶一样光艳夺目。两个梅瓶的底款分别是“大明万历年制”和“大明嘉靖年制”。由此推断，这是孝端皇后生前宫中的陈列品。
这种形式的梅瓶，在1951年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代贵妃墓的发掘中也有出土。明朝的妃嫔，除极少数受皇帝的宠爱被埋在十三陵内，多数都埋在此处。梅瓶作为殉葬品，可能是当时宫廷丧葬的习俗。
发掘人员撬开木椁，一口木棺露了出来。棺外有椁，意在以椁护棺，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尸体。从国内外出土的帝王陵墓来看，棺椁质料不同，层数也有较大差异。在埃及图塔卡芒法老陵墓的发掘中，就曾发现有石椁和两层黄金制作的棺。而中国晚期朝代的帝王，则大多采用两层木质棺椁的形式。这从定陵和清东陵帝后的墓葬中可得到证实。
在孝端棺木的两侧，放置着四块玉料。这种玉料在帝后三人的棺椁外侧已发现27块，到清理结果发现，唯独孝端的梓宫内又增放四块。玉料大小形态不一，大部分都有文字。有的墨笔直接写在玉料上，有的贴着有墨笔字的纸，也有的两者兼备。写在纸条上的文字大都工整清晰，写在玉料上的笔锋粗糙，字体粗大，且不清楚，少数还有编号，都是记录玉料的名称、重量：
玉料十三斤
菜玉一块重十三斤
六十八　玉料十五斤
六十八
菜玉料一块重十五斤十二两
七十二号
浆水玉料一块重十
浆水玉料一块重十一斤
二斤八两
浆水玉料一块重二斤八两
……
根据文字记录，最小的一块一斤十两，最大的一块四十八斤。有一块写明十三斤，发掘人员试称则是十六斤半，不知是当初的失误，还是明代度量衡与今天的差异，或者玉料本身发生了变化。其中一块玉料似有一条锯过的缺口，大概是当初用绳索之类的东西捆勒而成。在另一块玉料上，还特别标明“验收人”三字。
中国历代帝王的殉葬品中，大多放有玉料，即所谓的“金井玉葬”。“金井”是为了接地气，保证灵魂长生不灭，“玉葬”则是为了保证尸体不腐烂变质。据（汉书·杨王孙传》称“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
玉料殉葬自战国时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在河南洛阳的考古发掘中，曾清理过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发现有些死者的面部有一组像人脸形的石片，身上也有石片，脚下还有两件兽形石片。这些石片上都有穿孔，可能是为了编缀在一起以便覆盖在死者的面部和身上，这就是后来出土的玉衣的雏形。
到西汉时期，帝王对玉料护体更深信不疑。他们不再满足于用玉料殉葬，而是把玉片制成衣服，套在尸体之上，一同入葬，以期尸体永世长存。这种观念在东汉时期达到了极至。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窦绾夫妇的金缕玉衣，为此提供了证据，同时也打破了《汉书》记载的：“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的神话。尽管刘胜和窦绾除身穿金缕玉衣外，还在胸部和背部放置了许多玉璧，且口有玉含，鼻有玉塞、两眼有玉石掩盖、两耳有玉填，结果，1968年发掘人员清理他们的墓葬时，却见玉衣尚存，而其中的尸骨朽烂得仅剩儿枚残齿和一些骨渣。
以玉衣作为葬服，　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到三国后期，魏文帝曹丕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