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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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了一圈又回到命上。不知她所说的“命”算不算迷信。
第二十章　结束语　
阴霾散开，华夏初晴，《定陵发掘报告》历尽劫难而复生。面对定陵——一个浓缩的帝国，第一部打开的大明帝国的百科全书，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但愿我们冲出“怪圈”，构筑起民族文化的大厦，让五千年文明吉国再展雄风——
复生的希望
1989年8月21日，《北京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明定陵考古历30年而完成
——一批发掘报告已开始陆续出版
30年前明定陵的发掘曾震动中外，今天，随着延迟了30年的明定陵发掘报告出版问世，十三陵将再次引起中外文化界的注目。目前，编制定陵发掘报告的工作已完毕，经文物出版社的努力，已有一部辑有136帧皇陵墓葬出土文物精品彩照的《定陵掇英》大型图册先行出版，其中还收有近40幅当年发掘现场的墓葬照片；内容包括近50万文字、380余幅墨线图的发掘学术报告《定陵》即将排印，于近期内出版……报告内容包括十三陵概况，定陵的营建、结构、形制，出土遗物的记录考证，以及几份有关的考古鉴定专题报告附录等。专家认为，定陵综合发掘学术报告的出版，将为我国的明史研究和考古专题研究提供极其丰富的基础材料。
遗憾！这一切，对为此付出心血乃至生命的夏鼐大师来说，无疑是来得太迟了，他永远无法见到了。
作为亲自指导定陵发掘的夏鼐大师，深知报告的撰写对于研究的重要性。如果一座陵墓或一处遗址，只将里面的器物或原貌呈现出来，不作任何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未能从中清晰地窥视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风貌，那么，这考古发掘又有何益？
但是，当时正在干校劳动改造的夏鼐，纵有鸿鹄之志，也由不得他了。改造与学习是他的首要任务，尽管他对此越来越感到厌倦与困惑，痛苦甚至绝望，但依然别无选择地承受。
“林彪事件”之后，夏鼐重新返回工作岗位，主持中国考古研究所的工作。
1972年8月，越南考古学代表团访问中国，夏鼐负责接待。席间，越南代表问夏鼐：
“明定陵是贵国成立后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您是发掘的具体指导人。我国的胡志明主席曾去参观过这一伟大的发掘奇迹，不知现在发掘报告是否已出版？我们想带回去拜读。”
面对异国的同行的关心与要求，夏鼐的脸微微泛起一层红晕，以歉疚的，心情说道：“我们目前正在搞文化革命，发掘人员和指导者都忙于这项工作，定陵发掘报告还一时无暇顾及，等他日出版，一定请你们指教。”
越南代表微笑着点点头，表示理解，并对夏鼐亲切的话语和友好的态度感到满意。此时，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定陵发掘人员和指导者们的悲惨遭遇，更不会理解夏鼐心中的凄苦与面临的境况是何其艰难。
在这之后，夏鼐不断收到国内外考古专家和考古爱好者的来信，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情况。他先是认真地一一解释，随着信函的增多和询问者语言的尖刻，他感到解释已是徒劳，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写出发掘报告才是首要的。从此他对一切询问都只能表示沉默。
1976年12月6日，山西一位中学教师冒着刺骨的寒风，来到夏鼐的办公室。这位教师是考古爱好者，同时对《明史》有一定的研究。自定陵发掘的消息公布后，他就关注着报告的诞生，希望能从中得到教益。“文革”中他被打成“漏网右派”，送进农场劳动改造，但对考古的嗜好和《明史》的研究从未放弃。今天，他专程来到北京，向夏鼐大师请教《明史》中的疑难问题，并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情况。
相同的命运，相同的志向，夏鼐望着面前这位教师真诚的举动和渴求的眼神，沉寂的心潮再度翻滚开来。他感到自己不能沉默了。前方已经燃起希望之光，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必然要唤醒一个科学的春天。送走了中学教师，他开始酝酿发掘报告的撰写计划。
1977年10月，以夏鼐为团长的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伊朗，并参加伊朗考古学中心召开的伊朗考古学年会。会上，夏鼐作了关于《中国考古成果》的报告，当介绍到定陵发掘的情况时，与会代表开始提问：“夏鼐先生，定陵发掘报告是否已经在国内出版？”
“尚未出版。”夏鼐最担心的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他只好硬着头皮照实回答。
“像这样伟大的发掘，20年不出学术报告，是否是你们的考古习惯？”问话变得刻薄起来。
“中国考古的习惯和世界各国几乎是一样的，定陵发掘报告之所以推迟出版日期，是由于我们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缘故，这应算作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夏鼐毫不犹豫地回答。
“中国‘文化大革命’我们只是从报刊电台上了解到点滴情况，请夏先生讲一下这革命的具体内容好吗？”
夏鼐心中一震。是啊，这“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把知识分子赶进牛棚？是把共和国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折磨致死？是将万历帝后的尸骨砸碎焚烧？……这一切，他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
面对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夏鼐以他的睿智机敏和超人的应变能力说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欢迎诸位到中国访问和了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定陵发掘报告不久就将出版问世，到时请诸位朋友们指教。”
夏鼐结束伊朗的访问回国后，第二天晚上便匆匆来到赵其昌家里。这时的赵其昌已回到北京市文物局开始了正常工作。师生相见，百感交集，话题自然扯到激动过他们心灵的定陵和定陵遭到的劫难。当夏鼐谈起要集中力量撰写发掘报告时，赵其昌已热泪盈眶。他从箱子里抱出一叠信函，一并递给夏鼐：“这些年，我收到了近百封询问报告情况的信件，大多数都没有答复。我感到这是我们的耻辱，我没脸向他们解释……”
夏鼐望着赵其昌激动的脸颊，按捺住心中奔涌的热流，笑了笑说：“我们雪耻的日子已经到来了，准备一下吧，争取把这个报告写出一流的水平。”
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考古学规划会议在古城西安召开。夏鼐以考古学会理事长及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在会上宣布定陵发掘报告的编撰工程已列为国家“六五”社科重点项目，并立即组织人力开展工作。
会后，已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岩，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赶赴定陵博物馆，开始了这项长达五年的艰辛繁杂的浩大工程。
迟到的报告
当赵其昌、王岩来到定陵，同定陵的青年考古工作者王秀玲找到文物仓库保管员李亚娟，李亚娟拿出当年被称作“变天帐”的发掘原始资料时，不禁大为震惊。几百份资料，数千幅照片特别是那几大册现场记录，历20年苍桑竟完好无损，这不能不算作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李亚娟原是北京市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1958年定陵出土器物在神武门展览时，被临时招聘为解说员，以后便来到定陵博物馆负责仓库管理工作。在大多数人失去理智的“文革”狂潮中，李亚娟始终以清醒的头脑，不惜代价以尽职责。当万历帝后的尸骨在无奈中被迫交出时，随着升腾的火焰和飘缈的尘灰，她曾流下过痛苦的泪水。也就在那时，她下定决心，要以生命作代价，保住仓库中的一切器物。“造反派”火烧尸骨后，曾多次威逼她交出万历帝后的服饰、金冠。她被打得口鼻流血，几次昏倒在仓库门前，但她却以难以想象的意志与精神，使这些稀世珍宝免遭劫难。尽管她家里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患先天痴呆症，需要照料。但在1966至1968年形势最严峻的三年中，她几乎和家中断绝了来往，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定陵博物馆，日夜守护仓库，使造反派无可奈何。随着形势的好转，她又开始对仓库中的器物进行整理，并采取力所能及的保护措施。数千幅照片底版，正是在她不断的晾晒和保护下，才完好如初没有出现发黄变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