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34章

画家颜文樑少时喜欢吹军号，其父生性好静，对他的这个爱好颇为反感，不许他在家吹，颜便爬到屋顶上照样吹。
徐悲鸿喜欢石头。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时，常去雨花台和夫子庙淘石头。某日，友人潘稚亮到南京去徐家探访，看中了一枚雨花石，就当面向徐索讨，徐笑而不答，潘知道徐不肯割爱，也就算了。潘回乡后不久，收到了徐悲鸿的一封信：“我一生磊落，所有无不可与人共之，所不可共者，惟拙荆与此石耳！公有请，亦未能峻拒，姑以拙作《松鹤图》奉贻可乎？”徐悲鸿还在画上题诗一首：“云表藏踪迹，苍松冰雪姿。清风明月夜，一唳动人思。”
上世纪30年代，留美女学者俞庆棠曾问梁漱溟有什么爱好，梁答：我的爱好是思考问题。他曾说：“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沈钧儒喜欢石头，家中辟有“与石居”。
程瑶笙某日去上海五马路古玩市场闲逛，看见一块三四尺高的供石，玲珑剔透，爱不罢手，一时竟不肯离去。索价时，古玩商看透了程的心思，报以高价，程照价买下，雇人力车运回，自己则步行扶护。自此，程每天对着这块石头凝视出神。几天后，吴昌硕来访，问这石头的来历，程一一作答。吴说：“这好东西应当大家玩玩。”说着就到街口雇来一辆车，连人带石一起运走了。程瑶笙虽不愿割爱，却不敢在吴面前说个不字。直到吴昌硕搬家，才把石头归还，程终获完璧归赵，一再抚摸，好像久别重逢的亲人那样。
作家郑逸梅也好“玩纸”，尤喜收藏书札。他回忆说：“当时环境愈恶劣，生活愈困苦，那就爱好更酷。为衣食奔走了一天，很疲乏的回寓，总是荧然一灯，出所藏尺牍，展玩一番，这时已夜深人静，更觉精神贯注，万虑俱蠲。猛抬头见时钟已指向12时，才自己对自己说：明天一清早要赶学校上第一课，可以睡息了！才脱了衣，胡乱地往被窝里一钻，不一会，便酣然入梦了。”
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业余爱好之一是音乐。1920年，他在巴黎用随身携带的一张八开12行五线谱纸谱写了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这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曲调如曲名，低沉的主调中带着高亢的强音。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20年代，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晚会上，第一次公开演奏。它的面世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
学者和诗人刘大白是围棋高手。他是曹聚仁的老师，家里有一副日本棋子及棋盘。曹聚仁回忆：“我和他下棋，一心想多吃他几个子，在紧要关头，他偏不让我吃；有时，我的棋子快死了，他又放开我一路，让我去救活来，他不让我赢，也不让我输得太多，他是应付得有分有寸，显得他的世故很深，决不是我们所能测其高深的。”
9．做派
李叔同年轻时曾是典型的“酷男”，任职浙江第一师范后便变了个人。平时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他很少和同事来往，上课时夹着书本进教室，下课后径直回宿舍，走路很快，从不左顾右盼。
范旭东身为大老板，去世后却没给家人留下什么可观的遗产。他生前曾在天津、上海、香港、重庆等地生活，住的都是一般中等家庭所能租赁的房子，出门很少坐汽车。只是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住沙坪坝，离市区过远，才乘坐公司的汽车。他平时从不请客送礼，更不邀宴权贵，常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倓虚法师是河北人，40岁出头才出家，此前阅历丰富，经过商，当过兵，行过医，开过药铺，学过道教、基督教。因而他讲经别有一套，谈笑自如，妙趣横生，有如说书乃至说相声。有人评论说：“他的讲经，是以经文做引子，扇子数珠，花瓶香炉，辣椒茄子，葫芦西瓜，一色一香，左右逢源，随拈皆是，乘性而谈。天天讲经，却不提经中一字。”北洋政府的大员如马冀平、叶恭绰、杨麟阁等，都被其口舌说动，当了他的护法。
军阀张敬尧督湘时，想物色个安徽籍的名士当教育厅长。张的军事参议陈建谟把合肥人童茂倩介绍给张，张即派员前往礼聘。童抵达长沙后，张在督署设盛宴为童洗尘，除军政要员外，还请来名士王辏г恕５蹦昴媳币楹停踉庖幻骸肮桃彩牵裼桃彩牵畏帜媳保蛔芏灾扯灾皇嵌鳌！闭獯握啪匆⑸柩纾隹推爰螅蹶＇运才姗姗而来。他头戴红顶瓜皮缎子帽，垂着红线小辫，身着八团花缎马衬，金色缎夹袍，茶青色缎裤，脚踏三道云厚底黑缎鞋，装束颇为扎眼。张敬尧上前迎王落座，王说：“承张大帅赐饭，至感！但有一要求，即我带一位不速之客——服侍人周妈来，现在门外，请准予接见。”张派左右接人。周妈约40多岁，天足，身穿平江青布袄裤，长眉秀目，仪态大方，虽半老徐娘，却风韵犹存。由于座中都是男宾，张令另设一席，让其妻女出面招待。席间，周妈引经据典，谈吐风雅，张敬尧的妻女竟瞠目不能对，只有干听着。王晚年参与各种活动，周妈都不离左右，王到北京，周妈也随同而来，名片上印着“王氏侍佣周妈”。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平时头后梳一个小髻，旗袍贴身，大衣适体，穿高跟鞋，在甬道上都是紧步走过。她见到蒋周围的工作人员，总是自然地面带微笑，平易近人。工作人员与她接触，不会感到拘谨，也不会觉得宋有任何骄矜之气。宋平时和人谈话委婉适度，蒋介石侍从室一工作人员说：“六年中我未曾见闻她和蒋有过口角。”宋美龄说话的声调，总能把握到让对方听清楚为止，从不大声叫嚷，更不颐指气使。
女作家苏雪林晚年谈到另一个女作家凌叔华时说：“叔华固容貌清秀，难得的是她居然驻颜有术。步入中年以后，当然免不了发胖，然而她还是那么好看……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史量才是中国老牌报纸《申报》的老板，虽身列风云人物，但平时衣着随便，甚至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蓝竹布长衫，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老板中，是不多见的。他走路更有特点，两脚的脚跟都不着地，看上去一跳一跳的，有如雀跃，因此得名“麻雀先生”。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体态消瘦，面如黑炭，看似一大烟鬼，因而常被误传为瘾君子。张学良就曾遣人持大包烟土相赠，被张季鸾拒绝。
段祺瑞当政时，在私人品行上有“六不总理”之称，即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
1930年5月，虞洽卿的母亲病故，虞回乡奔丧。有报社记者追踪过去，亲见他每到饭点，便拎着一个竹制小板凳，坐在灶间厨边吃，自盛自添。旁边有成堆的男女佣人，虞从不使唤。桌上的菜也极其简单，不过是一碟黄泥螺，一碗豆瓣汤之类。
抗战胜利后，胡政之到香港主持恢复港版《大公报》，等于第二次创业，条件极苦。此时的胡政之虽已跻身“报业巨头”之列，却对自己的“身份”并不介意。他单身住在报馆宿舍顶楼的一间小屋内，生活自理，上下班坐公交车。有员工曾在巴士上看到这样一幅情景：人多车挤无空坐，胡政之立于车中，一手抓着扶手，一手拿着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躯随着车行的节奏而晃动，悠然自得。这包花生米，备不住就是胡的一顿晚饭。
胡政之生活之简朴和单调是出了名的。在天津时，他就是一身布衣，从没穿过皮大衣。他不打麻将，不看电影，不抽烟。唯一的嗜好是喝酒，醉酒之后也难免闹出些笑话，他晚年身患肝病，与嗜酒大概不无关系。
冠生园老板冼冠生原名冼炳成，学徒出身，创业15年，直至而立之年仍一事无成。后与人合作创办冠生园，终于发迹，他也更名冼冠生。做大后的冼冠生仍不失本色，这在芸芸暴发户中，是难得一见的。他从不涉足歌厅舞场，唯一的爱好是听听京戏。抗战期间，他将妻子留在上海，只身在重庆八年，始终住在冠生园的楼上，从不外宿。
上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请名家黄侃去讲课，黄侃答允每周授课四小时，分两次到校，但有个附加条件：“下雨不来，降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