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42章

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的吸着烟。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边睡着了。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全楼都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郑孝胥当年寓居上海时，每天黎明即起，以“夜起翁”自号。起后在园内略事散步，便入室临池。不久便宾客纷至沓来。
上世纪30年代，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时，每天7点起床，7点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吃饭。下午1点40分去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面吃。11点回家。到家后即入书房写作读书，至次日凌晨两点才睡觉。胡适每晚睡五个小时，午睡一小时。他说：“每天一定要睡八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六小时。”胡适的星期天上午8点到12点在家接待客人，下午不会客，在家工作，晚餐同样在外面吃，11点回家。
1929年，鲁迅说：“仰卧——抽烟——写文章，确是我每天事情中的三桩事。”
学者陈序经长年在南开等高校任教，还兼管校务。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天亮后夹着公文包上班。他的大量著述，都是利用天亮前这个时间段完成的。
民国前期，清华对学生的作息时间有严格要求。1927年4月的一期《清华周刊》对此有详细介绍。学生每天7点起床，7点半早餐，8点上第一节课。上午4节课，课间休息10分钟，9点55分做柔软体操。12点午餐。饭后一般在图书馆阅报。下午1点至4点上课。4点一到，吹喇叭五声（后改为敲钟八响），图书馆和宿舍一律关闭，学生必须到操场或体育馆进行“强迫运动”，完毕后洗浴，进晚餐。晚饭后自由活动。晚7点半至10点半自修。10点50分打钟就寝，11点熄灯。
画家汤定之居上海时，每天6点起床，洗漱、吃早饭后，开始创作。12点进午餐，饭后小睡，午休后不再作画而是看画，自谓：“午后的观画，即明日午前作画的良好准备。”然后出门访友，或到南京路新雅茶室品茗。新雅茶室乃文人聚集之地，每日朋好满座，不必预约。中外古今上下，一直聊到夕阳西下方归。有时候买些新雅的叉烧包带回家。晚9点准时上床就寝。汤居北京时，也保持这样一种起居状态，只是下午品茗处由新雅茶室改成中山公园或北海公园。
画家沈心海从不睡懒觉，每天清晨即起，赏玩花木一两小时，而后进餐治事。黄昏后从不动笔。郑逸梅说：“他的行径，恰和卫生之道，不谋而合的。”
12．习惯
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张石川给人的印象是“鼻子灵，手脚快，口若悬河，能把死人说活”，他有时讲电影故事，能把一群和拍戏不相干的人吸引来“听总经理说书”。而一回家，他即换了一个人。其妻子回忆说，张石川不好人情往来，受不了悠闲，反对消遣，不会休息，他的时间都被商品化了，除了拍戏，还是拍戏。到家后，不是床上一躺，就是马桶上一坐，看蝴蝶鸳鸯派的小说，其实也不是消遣，而是从中找素材编剧本。说张石川是一台制造电影的机器，似也不为过。
闻一多留下的照片中，不少是抽烟进行时拍的，可见其烟瘾之大。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任西南联大教授时，嘴含烟斗在石林的留影，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不少画匠的“模特”。闻一多任教青岛大学时，总是抽当地产的红锡包牌香烟。
载漪平时不穿洋布，不点洋蜡，不用洋纽子。只要是沾上“洋”字的东西，他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抵制。民国以后，他从西北回北京，路过兰州时，甘肃督军张广建在省公署设宴款待，并邀请各厅局长作陪。张不明载漪的底细，出于对端王的盛情加讨好，这顿饭安排为西餐。载漪入席后，发现长条桌上铺着白色桌布，摆着一份一份的刀叉，顿显不悦。他对张广建说，吃洋饭我不习惯。张以为载漪是不习惯使用刀叉，便把载漪请到旁边，自己坐在客人席上，亲自为载漪切菜。载漪碍于面子，很不情愿地吃了这顿饭。
阎锡山每次理发，都令其警卫持枪对准理发师的太阳穴，以防自己被行刺。
宋美龄有洁癖，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蒸馏水和矿泉水。在庐山时，也要人从山下捎上去蒸馏水。她还曾把维琪牌瓶装矿泉水犒赏给侍从室的高级职员。
蒋介石有记日记的习惯，从不间断。在广州时，无论多忙，他睡前都要把日记写好。他请了几个有文字根底且书法不错的老夫子帮他抄写日记，去哪儿都带着他们。
翻译家耿济之不嗜烟酒，不染恶习，却有两个“怪习”：写作时，左手手指总是有节奏地敲着桌子；思考时，总是把上嘴唇翻到鼻尖，把笔夹在当中。
收藏家陈梦家很有生活情调，但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不喜欢听音乐。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后，有传吴稚晖将继任，吴说：“不可以，千千万万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元首，会像我那样的？”
丰子恺自称平时生活离不开这几样东西：一毛大洋一两的茶叶，听头大美丽香烟，有人供给开水的热水壶，随手可取的牙签，适体的藤椅，光度恰好的小窗。
苏州当年多家茶馆有固定的茶客，据说有人从十几岁起开始泡茶馆，一直泡到六七十岁甚至更老时死去。他们每天跟上班一样，按点到，坐同一个位子。甚至有人还立下遗嘱，死后子承父业，儿子要继续天天坐在他的遗座上喝茶。
尚小云逢演出时必得喝滚烫的茶水。据说他从来不怕烫，能用刚开的水漱口。刚沏的茶，他张口就喝。唱戏时，他的茶壶有专人管着，任何人不许动。如果下了场没有滚烫的茶水喝，他多半要大发雷霆。
浦江清任教清华时，每晚上床后，“例须读书一二小时”，而清华是到点熄灯，浦便秉烛夜读。一日蜡烛用毕，浦差校工去买洋蜡，谁知误买了卷烟，致浦“是晚苦极，辗转不能睡熟”。
战后胡适任北大校长时，家在东厂胡同。他每天坐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上班，车里总是放上许多线装书。到松公府夹道北大办公楼门前下车，胡适便抱着一摞书进办公室，下班又抱着一摞书出来，天天如此，从不拎皮包。
刘文辉虽有大烟瘾，却未受大烟所累。他每天黎明即起，四季不变。即便吸大烟时，也总是一边抽一边看报纸，成为习惯。
胡适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日记写在专门定制的稿纸上，一张十行，每行25字，边宽格大。胡适写日记与众不同，除了记人记事，还剪贴当日的报纸，故篇幅惊人。胡适的酬酢之事几乎天天不落。他居上海时，某日罗隆基、徐志摩、梁实秋同去其极司菲尔路寓所，适其待客，三人便在书房等候。徐志摩挑头，偷看起胡适的日记，胡饮宴时罗列的名字中时有三人出现，罗隆基说：“得附骥尾，亦可以不朽矣！”
鲁迅烟瘾极大。在浙江两级师范教书时，抽强盗牌；到北京后，抽哈德门牌，都不是什么高档烟。鲁迅当众吸烟时，动作也与众不同，不是先把烟盒掏出来，抽出一根叼嘴上点燃，而是把手伸进衣内口袋里，直接摸出一根烟来。
高长虹回忆说：“烟、酒、茶三种习惯，鲁迅都有，而且很深。到鲁迅那里的朋友，一去就会碰见一只盖碗茶的。我同培良，那时也正是最喜欢喝酒的时候，所以在他那里喝酒，是很寻常的事。有时候也土耳其牌、埃及牌地买起很阔的金嘴香烟来。劝他买便宜的国产香烟，他说：‘还不差乎这一点！’”
1933年2月4日，茅盾带着一本刚刚出版的《子夜》偕妻儿去鲁迅家。当时茅盾还不习惯签名送书，鲁迅则有收藏签名本的习惯。鲁迅翻开《子夜》的扉页一看，是空白，就把茅盾拉到书桌旁，打开砚台，递过毛笔。茅盾说，这一本是给您随便翻翻的，请提意见。鲁迅说，不，这一本我是要保存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