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配角演义》第47章

但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这两个秦罗敷就是同一个人呢？
也就是说，假定秦罗敷真的也生活在建安年间的庐江，并和焦仲卿做邻居呢？
在《陌上桑》里，秦罗敷曾经如此夸耀过自己的夫君：“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其中“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不能当成一份真实履历。汉末大夫是宫内官，属于君主宿卫人员，但多为闲职荣衔，二十岁断不可能获此官位；“侍中郎”按汉无此官职，或为侍中，侍中为省内官，比大夫离君主又近了一层。
所以从小吏到大夫，再到侍中郎云云，只是虚指和比附，暗示她夫婿年富位显、官职高远。乐府里很多诗句提到“侍中郎”，都是作为夸饰自家官位高的代称。“专城居”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自己有专城居住，暗喻为太守、刺史、州牧等地方大员，还有一种是表示他有资格在京城居住，是京官。
所以这一段话，意思应是表达自己夫婿平步青云，位高而权重。《后汉书·舆服志·诸马之文》载：“卿以下有騑者，缇扇汗，青翅尾，当卢文髦。”“青翅尾”即诗中所云“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足见显贵。
真正要留意的，是前两句：“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东方就是东都洛阳，进一步引申为天子所在的都城，从这一点对照，那么“专城居”显然该用第二种解释，即京官。
秦罗敷的丈夫能统领一千多名骑兵，又是京官，这究竟会是什么职位呢？
查《汉官仪》，可知长水校尉，统乌桓骑兵七百三十六人，员吏百五十七人，加起和来恰好一千之数。查遍汉代官职，同时符合“千骑”“京城”与“近官”的，唯有秩比两千石的长水校尉而已。
长水校尉属北军诸校，掌屯于长水与宣曲的乌桓人和胡人骑兵。汉末虽然这个职位早已不统兵，但编制仍旧是存在的。
既然秦罗敷和焦仲卿同为建安人物，那么她的夫婿也该是建安时人。而建安一朝里，担任长水校尉、可以查到的只有一人——种辑。
这一下子，把我们从庐江远远地抛去了北方的许都。
长水校尉种辑，和车骑将军国舅董承、昭信将军吴子兰、议郎吴硕等人都是献帝身边的忠臣。他们在建安四年接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密谋反曹，结果在建安五年正月被悉数诛杀。
秦罗敷在庐江采桑，她的夫婿却在许都因为反对曹操而死。这本身已经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而种辑被杀三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三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陡然让这一层关系变得更不寻常。
建安五年元月，董承、种辑等伏诛；四月，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
表面上看，这两件事并没有任何联系。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两件事的性质，就会发现其中意味深长。
孙策生前一直策划“阴欲袭许，迎汉帝”，以他的实力，这计划如果真的实现，只怕曹操会有大麻烦；而董承的计划如果实现，汉帝自立，习惯了“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也会有大麻烦。
这两件反曹大事一内一外，目的惊人的一致，发动的时机如此接近，而失败的时间也近乎一致，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深思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回过头重新检视孙策在江东的声望。他“诛其英豪，威行邻国”，收人无数，也得罪人无数。破陈瑀，杀严白虎，杀高岱，杀许贡，杀于吉，杀周昕，孙策每杀一个名人就在暗中多树了许多敌人。陈登曾经偷偷发给严白虎余党印绶，让他们对付孙策，好为陈瑀报仇，可见就算许贡门客刺杀失败，后面等着对付孙策的人，还排着长长的队呢。
而庐江郡，恰好也是这么一个孕育着对孙策仇恨的地方。
建安年前，庐江太守陆康深孚人望，与孙坚原来关系还不错，孙坚还曾经救过陆康的儿子。可当袁术派遣孙策攻打庐江的时候，急于获得地盘的孙策采取了激进的手段。“围城数重。康固守……受敌二年，城陷。月余，发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后汉书》）后来东吴的中流砥柱陆逊陆伯言，当时也在城里，在围城前被送去了吴中，才得以幸免。
陆康被孙策逼死之后，陆氏宗族也大受波及。庐江变成了孙策扎在江东大族心头上的一根刺。后来孙策、孙权两代极力拉拢陆康的儿子陆绩、从孙陆逊，也是存了舒缓抚慰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庐江被围的时候，“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这可以与臧洪被杀时“洪遣司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还，城已陷，皆赴敌死”相比较。可见陆康麾下对陆康的爱戴忠诚，不逊于“烈士”臧洪。
如此忠诚之士，看到自己主人因孙策而死，主家残破，会有什么举动？不言而喻。
《孔雀》诗里，焦仲卿描述与刘兰芝新婚燕尔，“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而那时候他早已经是府吏。也就是说，在陆康为太守时，焦仲卿就在太守府供职，可以称得上深蒙陆康知遇的“庐江故吏”。
于是在建安五年的两件大事——刺曹与袭曹——在看似毫无关联的庐江郡发生了相交。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与反曹先锋种辑有姻亲关系的秦罗敷，另一个则是主人愤死的“庐江故吏”焦仲卿。
仔细读《孔雀》一诗可以发现，焦仲卿是很忙碌的。刘兰芝就曾经抱怨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这几句抱怨提供了两个重要线索。第一，焦仲卿非常忙碌，很少回家；第二，他是个“守节情不移”的人。作为府吏，工作忙碌是可以理解的，可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为何刘兰芝要用“守节”这个词呢？
陈寿在评价吕凯的时候，用了同样一个词“守节不回”，表彰其面对雍闓等人的威胁，仍旧忠诚于刘备、刘禅的行为。可见“守节”是指忠诚故主，坚定不移。庐江是袁术授意孙策攻下来的，又派来了麾下大将刘勋做太守，焦仲卿与他谈不上什么故主之情，那么刘兰芝说的“守节”，只能解释成焦仲卿为陆康守节情不移。
可陆康当时已死，而为死去的故主守节，唯有殉死与报仇两种方式。比如臧洪的两位司马，就是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而焦仲卿，可能选择的是第二种。他恐怕平日里在家里经常长吁短叹，也向妻子透露过内心的志向，所以刘兰芝知道丈夫的心思，才会说他“守节情不移”。
那么焦仲卿整天忙碌而不回家，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让我们暂时把视线放回到许都。
当孙策打算袭击许都的消息传到曹操耳中的时候，许多人都很惊慌，唯有一位幕僚笑着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三国志》）
短短数天之后，孙策就遇刺身亡。这段话显示出了惊人的预见性，和后面事态的发展极其一致。如果说前半段评价孙策在江东树敌太多，容易招致报复，还算是分析切中的话，后半段说孙策一定会死于刺客之手，就近乎神仙一样的预言了。
这位幕僚，就是曹操手下最可怕的谋士郭嘉。
郭嘉这一段话，作为战略分析来看非常不靠谱，没有人会把重大战略建筑在“敌酋仇人太多，早晚会被暗杀”这个不确定性极高的薄弱基础之上——除非他能洞见未来。
郭嘉虽然聪明，但他不是神仙。所以，与其说“孙策被刺”是郭嘉的推测，倒不如说是他成竹在胸的一个计划，一个郭嘉早就在策划和部署的暗杀计划。只有这个计划是郭嘉全盘掌握的时候，他才会十分笃定地劝曹操不必担心南方之事。
孙策的被刺，是郭嘉策划的。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从建安四年开始，郭嘉一直身在许都，随后还要跟随曹操去官渡，没有记录表明他曾经外出过。而刺杀孙策这等大事，必须要有一个人在江东居中调度、主持。
因此，郭嘉需要一个当地的代理人，才能执行暗杀孙策的计划。这个代理人必须熟悉江东环境，有一定人脉，最好与孙策有仇怨，而且身份还不能引人注意。
于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焦仲卿进入了郭嘉的视线。而联络的时机，应该就是在建安四年下半年，当时曹操正极力安抚孙策，“（曹操）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