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令》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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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逝的前一天晚上，他拉着妻子肖菲的手说：“我这辈子很平凡，只是一个普通的翻译，没有为共产党干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但我母亲干了，我姐姐也干了，我为她们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我本来想，在我有生之年能帮助姐姐获得她应有的荣誉，就像我母亲那样，让人民记住她，让后代多一个祭拜英雄的理由。看来太难了，历史的长河总要过滤掉一些不起眼的沙子，我姐姐就是一颗小小的沙粒，我想让她变成金子发光，但是不行，她埋得太深了，我根本找不到她。像我姐姐这样的人，又何止一个呢？唉，现在真想她，想我10岁的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这几天我好像看到她了，她还是那个样子，漂亮，干净，梳着两只朝天的小鬏鬏，而我呢，也还是那时候的样子，瘦弱的小腿根本支撑不住身子，跟在姐姐和薛妈后面到提督街菜市捡别人丢下的菜叶子。对了，薛妈要被母亲辞退的那天，我和姐姐还抱着薛妈的大腿哭着喊着不让她走呢！还有薛妈的歌谣，一边唱一边做手指游戏，每次我做得都比姐姐好，我的手指比她灵巧，做成圈，撮在一起，穿来穿去，来回翻飞，弄得她眼花缭乱的。王婆婆，在卖茶，三个观音来吃茶。后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王婆婆，骂一骂，隔壁子么姑说闲话。好听吧？”
病魔把他折磨得没有力气说下去了。
半夜的时候，他突然坐起来，大声对妻子说：“肖菲，总有一天我姐姐会获得她应得的荣誉，烈士陵园里一定有她的一席之地。记住在墓碑上刻上她的真实姓名，她叫陈思洋，生于1919年，重庆。”
光阴荏苒，时间很快到了2007年，这一年7月6日是肖菲87岁生日，她已从当年那个天真烂漫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少女，变成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妇。当天晚上，她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来到丈夫的墓前，凝视片刻，便扶着墓碑慢慢软了下去。她跪在那里一动不动，长长的白发被风吹得飘散开来，搭在墓碑上，像一条白色的绸带。
不一会儿，她的肩开始颤抖，由轻到重，越来越剧烈。她哽咽着，喃喃地对着墓碑说：“思稻啊，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们结婚60周年纪念日。我老了，快走不动了。人说死之前，脑子里会把一生中经历过的事都闪现一遍。这几天它们老闪，一幕一幕的，特别清晰，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晃悠。我想，我快要死了，死之前，我想跟你说点知心话。你谁也别告诉，就你知道就行，答应我好吗？”她停顿了一下，好像等坟墓里的丈夫答应似的，“思稻，你以前说过，你姐姐只是历史长河中一颗被过滤掉的沙粒，可是你知道吗？我何尝又不是一颗沙粒呢？我埋得比你姐姐还深，深得连你都不知道我是谁，是干什么的。我成功地潜伏到诞安，还没来得及干什么，下棋的人就不在了。这么多年来，我仍然渴望着有人跟我联络，肯定我，表扬我，甚至给我下达指令，我时刻等待着召唤，家门口哪怕路过一个收破烂卖冰棍的，我都以为是组织找我接头来了。我满面潮红，浑身起着痱子，但到头来仍是空欢喜一场，他们把我扔在这儿不管了。但我毕竟是一名特工，我不能整天闲着，必须对得起自己，我总得要自觉地干点什么才行。我天天琢磨，怎么才能窃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有几次我到办公室找你，就想这么干上一次，哪怕一次，也是对自己的一份交代啊！就像你说的，那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证明。我每天锻炼身体，准备在获取情报逃跑时有足够的体力来支撑。可让我悲哀的是，就算我窃取到情报，又能交给谁呢？没人要，再珍贵的情报都等于废纸。我孤独地潜伏在这里，一年又一年，从1941年到现在，整整66年，我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逝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我坦白，你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我干的，杂志上那篇文章我说了谎，没人逼我，是我主动揭发的，那是我特工生涯中唯一干的一件可以破坏点什么的事。可是你知道吗？你在劳改农场那12年里我是怎么度过的？我愧疚，悔恨，甚至想上吊跳楼喝毒来了断这一切。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明明是爱你的，可是我怎么能对自己所爱的人干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呢？仅仅是为了履行自己当年的宣言吗？可是派遣我来的那个该死的组织早就不存在了啊！我想过离开你，可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我知道，一个特工的优秀品质就是在孤寂的等待中得到证明，我留了下来，傻了吧唧地以为历史还可以重新改写。现在我知道，如果我的一生是一盘棋，那么，这是何等错误的一盘废棋啊！可是你想过没有，你姐姐难道不也是一盘废棋吗？下棋人把我废了，而你姐姐是自己走废的，并连累了下棋人。当然，我和你姐姐走的不是一条路，谁对谁错？没人能保证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可以预见历史将怎样发展。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我认识你姐姐。你是做情报工作的，我不能给你提供线索，当时你正千方百计寻找任何跟你姐姐有牵连的人和事，说了你就会知道我是怎样改头换面来到延安的了，我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直到今天，一直保密。你看，我隐藏得多么好啊！思稻，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将要死去，我们来世再见吧！到那时，我就不是一颗整天忐忑不安的棋子了。我想重新下盘棋，跟你，跟你姐，在阳光普照下下棋。但愿它不是一盘废棋，我想在那盘棋里找到属于我，属于你姐姐的荣誉。那是人的荣誉。人，才弥足珍贵，棋，终究是棋。思稻，永别了！”
肖菲哆哆嗦嗦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个东西，端端正正放在墓碑前，然后站起身，向墓碑默哀了一分钟，满头白发遮住她的脸，看不出她是喜悦还是悲伤。她拿起拐杖，蹒跚着离开墓地，消失在茫茫黑夜中。
墓碑前摆放的是一幅油画作品。它几乎被一大块斑斑驳驳的棋盘占据着，棋盘最下方散落着几颗让人心碎的棋子。油画是这个化名为肖菲的女人17岁生日那天创作的，曾获得1939年上海基督教维多利亚青年会青少年美术比赛一等奖。作品的名字是《制裁令》。
后记　
2007年12月，为写这部小说，我去了上海。迎接我的是上视的J小姐，午饭时，我讲明此行目的，于是她把我介绍给上海图书馆的N小姐，热情的N把我带到了上图民国史料馆。接下来的几天我没干别的，一头扎进浩瀚的书海，如饥似渴地开始了我的寻觅之旅。那些略显残破的书籍，没有一丝书香，只有一股微微的霉味扑面而来，这是我想要的。
是的，我想在这些如旧时月色般纸张中理出一根我想要的故事线头。
我下榻的酒店位于福建南路，每天早上9点，我沿淮海中路坐公交车去上图，中午在据说颇受白领青睐的读者餐厅用餐，直到晚上图书馆关门才回来。可是，几天过后，别说线头，连线团都没找到。晚上，我沿着淮海中路彳亍而行，想在这条曾经以法国比利牛斯省沃萨尔特城一个皮匠的儿子霞飞（Joffre）而命名的街道上寻找到一丝过去的痕迹，以便触发我的创作灵感。我轻轻触摸着杜月笙公馆（今东湖宾馆）和国泰大戏院（CathayTheatre）冰冷的墙壁，我相信墙壁上肯定有许多催人泪下跌宕起伏的故事，我渴望它告诉我，但是，它什么也没说，沉默得如同一堵堵坟茔后面渗着眼泪的墓墙。我知道，想要真正触摸到一个城市的核并不容易，因为它总隐藏在最不经意的拐弯处，根本无法找到。
最终，线头还是出现了，那是一份民国三十五年6月25日的《新民晚报》，里面有一篇回忆成都枪毙一个女囚的文章，文章让我近乎冷却的心在这个阴郁的冬夜一下子被点燃了。它就是线头，牵着我进入到本书主人公简晗的暗黑世界……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一直在令人窒息的色调中挣扎，民国时期的街道、服饰、电影、小说，当然还有我塑造的人物——简晗、吴瘦镛、薛妈、妏秋妏夕，还有刘晓鸥、老沈、危雅云，甚至丧心病狂的钱白胤、伊藤见司——他们一个个附在我的脑海，咬噬我的肌肤，吸吮我的精髓，让我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把我从民国状态下拽回到现实的是5月的汶川大地震，呼啸而来的隆隆地声，街上惊慌失措的脚步，以及摇摇欲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