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半》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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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所以是女权保护的重要模范，正是因为它因解放女孩而带动了经济起飞。其他快速成长的亚洲经济体也是如此。如同曾在世界银行及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针对这些议题作过研究的经济学家霍米·哈拉斯（Homi　Kharas）所建议的：启动一国的经济起飞，取决于该国资源是否达到最有效利用。许多东亚经济体在给予年轻农村妇女免费的基础教育之后，把她们从农田带入工厂，形成持续的经济繁荣。在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成衣和半导体等出口导向的工业主要雇用年轻女性，而她们之前只是在生产力较低的家族农田工作，或是忙于家务事。一国经济能够从这样的转变得到诸多好处：改善年轻女子的劳动生产力，经济增长率提升了；雇用她们在出口产业工作，国家得到外汇存款，可以用来购买所需的资本设备；这些年轻女性存下大笔金钱，或是寄回村庄资助家人，提升了国家的储蓄率；她们拥有好工作和赚取收入的机会，因此会较晚结婚和生育，这降低了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因此，东亚经济成功的一大主因是农村年轻女性劳动人口的贡献。
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都是教育女孩并给予她们搬到城市寻找工作自主权的国家，这并非巧合。相较之下，我们很难想象（至少现在很难）这样的情景：几百万名巴基斯坦或埃及乡村少女接受完整的国民教育，获准搬到城市，以单身的身份工作并推动着产业革命。
印度顶尖企业的主管曾指出，该国的缺点之一是他们不像中国那么有效率地雇用妇女，现在他们正努力矫正这一点。科技公司龙头“威普罗科技”（Wipro　Technologies）董事长普雷姆吉（Azim　Premji）表示，现在威普罗雇用的工程师当中有26％是女性。他设立的“普雷姆吉基金会”（Azim　PremjiFoundation）致力于让更多农村女孩上学——一来帮助这些女孩；二来这会使得生育率下降，女性劳动力会更有效率，进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模式让我们了解：“血汗工厂”让女性发展得更好。这话可能让许多美国人大吃一惊。美国人听到的大多是成衣工厂有多么不公不义，比如强迫加班、性骚扰、危险的工作环境等。这些情况的确存在，但是妇女依然涌入这些工厂，因为在工厂比在乡下整天拿着锄头耕田还是要好过一些。在大多数的贫穷国家，女性没有多少工作可供选择。比如在农业方面，女性往往没有男性强壮，因此工资较少。但是在制造业，情况却相反。工厂偏好年轻女性，可能是因为她们比较乖顺，也可能是因为她们的小巧手指比较灵活，适合组装或缝纫。因此，制造业的兴起总体而言提升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地位。
言下之意，西方人不应该谴责血汗工厂，而应鼓励贫穷国家发展制造业，尤其是非洲和穆斯林国家。除了毛里求斯之外，非洲几乎没有出口制造业（莱索托和纳米比亚两国只有少量的制造业），我们能够帮助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妇女的方式之一，就是鼓励当地设立工厂，出口廉价鞋子或成衣。劳动密集型的工厂能够为女性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而女性会带来更多的资本——以及性别平等。美国已发起了一个绝佳计划，借着降低关税来推动非洲的出口业。该计划称为“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是一个有效的援助方案，却从未得到适当的关注或支持。西方国家若想用简单方法帮助非洲女性，就应整合“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与欧洲的优惠方案“除武器外全部免税”（Everything　But　Arms）。如同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所指出的，标准规范与官僚体制的整合，会创造更大的共同市场来进口免收关税的非洲制品。这会成为在非洲设厂的主要动因，进而提升就业率，并且给予非洲人一条自给自足的新道路。
半个地球之外，一个跟中国迥然不同的国家也逐渐成为性别议题的模范。卢旺达，一个贫穷的内陆国，一个父权至上的社会。1994年爆发种族大屠杀，100天之内80万人丧生，人们至今依然活在当年的阴影之下。大多数刽子手来自胡图族（Hutu），而大多数受害者是少数族群图西人（Tutsi）。现在，部族间的紧张局势对该国的安定而言依然是个挑战。然而，如今在这个沙文主义大行其道的贫瘠土地上，女性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中扮演起重要角色——这为整个卢旺达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卢旺达自觉性地实施赋权女性及提升女性地位的政策，该国之所以成为非洲成长最快速的经济体之一，或许部分可归功于这些政策。目前，卢旺达除了国土面积过小之外，堪称非洲的中国。
大屠杀的后果是卢旺达有七成的人口是女性，因此国家不得不依靠女性。但这不只是出于必要。男人在大屠杀时身败名裂，而女人基本上只扮演配角（因杀人入狱的囚犯中只有2。3％是女性）。事后，大家普遍认为女性责任感比较强，比较不会诉诸残暴行为。因此，国家已经作好了心理准备要赋予女性更多重任。
镇压种族灭绝者的反抗军领袖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成为卢旺达总统，他想要振兴国家经济，也明白这需要借助于女性。“你要是把那部分的人口杜绝在经济活动之外，就是陷自己于不利，”他告诉我们，他的新闻秘书（一位女性）露出赞许的眼神。“我们决定让女性参与，并不是因为时势所逼，”他补充道，“在《宪法》里，我们规定国会席次有三成必须是女性。”
卡加梅英语流利，定期和美国人会面，或许他明白把卢旺达标榜为机会平等的国家会有好处。卢旺达的内阁会议室比白宫还高科技，里头常回荡着女性的声音。卡加梅不时会任命女强人担任内阁职位和其他高层要职。现在担任最高法院院长、教育部部长、首都基加利市（Kigali）市长以及卢旺达电视台总裁的都是女性。而在地方事务上，许多妇女在乡村重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到了2007年，卢旺达超过瑞典，成为全球国会女性成员比例最高的国家——下议院48。8％的席次是女性。2008年9月，一场选举让卢旺达成为第一个国会女性占多数的国家——下议院的女性席次占55％。反观美国，在2008年，众议院只有17％是女性。在女性担任国家政务要职的比例方面，美国世界排名第68。
贫穷国家中，女性占国会总席次至少1/3的，卢旺达是其中之一——另外两国是哥斯达黎加和莫桑比克。卢旺达也是贪污情况最少、成长最快、治理最佳的非洲国家。
卢旺达和中国的例子表明，政府可以通过培养妇女来促进经济发展。而在这种治理良好且机会均等的国家，西方援助也通常特别有效。
41岁的莫文琳·克拉克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她一直觉得自己应投身公益，把更多收入捐给慈善机构。她在银行工作，年收入5。2万美元，自觉满足自己的需求已经绰绰有余。“我听说过什一税，也就是把1/10的收入捐给教会，”莫文琳解释，“我不是教友，但觉得自己也应该把1/10的收入拿来做慈善。”
莫文琳在选择慈善机构时，首要条件是行政开销要少。她上网花了几小时浏览“慈善导航网”（Charity　Navigator）上那些四星的慈善组织。该网站以效率来评估慈善团体，它不是完美的指南，因为它把评估重点放在了运营费用是否精简，而非影响力有多大上，但该网站不失为作出正确判断的起点。莫文琳偶然发现了“国际妇女互助”（Women　for　Women　International）组织，她颇为赏识。这是一个赞助组织，捐助者可以借此援助贫穷国家的一名特定妇女。莫文琳是牙买加裔黑人，想要赞助一名非洲妇女。于是她注册登记，同意每月支付27美元，为期一年，并要求受助者是卢旺达人。
莫文琳跟克劳丁·穆卡卡里沙配成一对。克劳丁27岁，是卢旺达布塔雷省大屠杀的幸存者。当年胡图族的极端分子闯入了她家（他们是图西族），最后只有她存活下来。那时克劳丁才13岁，她与姐姐一起遭到绑架，被带至胡图族的强奸屋。“他们对我们姐妹施暴，”克劳丁以一种害羞又痛苦的单调语气向我们解释道，“然后打我们。”大量的民兵来到这间屋子，耐心地排队强暴女人，一直持续了好几天。当然，受虐妇女得不到医疗护理。“我们的生殖器开始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