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叹息》第42章

战后列强势力进一步的延伸到了清政府内地，资本输出成为了主要的侵略载体和锐利武器。干涉清政府内政、践踏清政府主权的情况更为严重。外国教会势力的为所欲为和不法传教士、教民肆无忌惮的为害地方，激起整个帝国广泛的反抗。甲午战后到处爆发反洋教、反贪官污吏的斗争，其势如烈火燎原。社会下层民众为主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也轰轰烈烈的爆发了。尽管它以失败告终，但它客观上推动了清末社会的改革，并促使旧式的农民运动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
谈判逸事
秘密任务
1895年3月24日中日第三轮会谈后，李鸿章被东洋人刺客小山丰太郎枪击致伤，引起轩然大波。正如前文所述，此时东洋人最怕的就是李鸿章提前回国，导致欧每进行干涉。东洋人自然不可能坐等李鸿章的下一步的决定，因此陆奥宗光密电川上操六，请他把广岛大本营的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惪和佐藤进两人火速送到马关，要他们攫取李鸿章的治疗权，然后设法挽留他不要回国。当时李鸿章的主治医生是清政府人林联辉和法国驻华使馆医生德巴斯，在石黑的争取下，李鸿章在3月25日下午同意改由东洋人医生治疗。此后石黑和佐藤二人以其精湛的医术取得了李鸿章的信任，于是石黑趁机向李鸿章进言说：现需要绝对安静，暗示其不要有大动作。李鸿章表示同意。石黑见李鸿章无回国之意，便面见陆奥宗光报告说：“李鸿章的治疗已完全收归我方，我已经打消了他的回国念头。”陆奥宗光面呈喜色，多次说“辛苦了”，此项秘密任务遂大功告成。李鸿章当然不可能知晓内幕，反而对二人十分感激，不仅与其酬唱汉诗，还在回国后奏请清廷赏赐石黑忠惪和佐藤进宝星勋章。
减少赔款
传说谈判中东洋人要求清政府赔偿三万万两白银，但李鸿章挨了一颗子弹以后，东洋人当即减少一万万两赔款，此说并不属实。历史上李鸿章是在第三轮谈判后遇刺的，当时日方根本没有要求清朝赔款三万万两。1895年4月1日第四轮谈判时，东洋人才亮出了三万万两白银的赔款。4月3日，陆奥宗光在致东洋人驻各国使节的电报中明确说：“作为获得伟大胜利之结果，我方要求之条件决非过高，而提出较次更少之要求，东洋人国民终究不能满意”，要求他们对列强“相机为我方要求条件进行辩护”。由此可见，东洋人起初是咬定三万万两的赔款条件的。到了4月9日，中方向日方提交了赔款改为一万万两的修正案，与此同时东洋人人在破译李鸿章电报时看到“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只有罢议而归”一句时感到恐慌，因为东洋人最害怕的状况就是李鸿章停止谈判归国，引发列强干涉，于是伊藤博文等决定作出让步，明治天皇也说，万一谈判破裂，即便东洋鬼子打到北京，也“难免要受外国的干涉，最后割据的领土也将成为泡影”，遂同意让步方案。4月10日第五轮谈判，东洋人出示的最终修正案中将赔款折中为二万万两白银，此后不再更改。从东洋人减少赔款的过程可以看出，其关键因素是对欧每列强的忌惮，而并非小山丰太郎行刺后为抚慰李鸿章所致的。小山丰太郎行刺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东洋人同意无条件停战，最多只能看作是减少赔款的间接因素。李鸿章在奏折中则将东洋人让步归结为自己“力与坚持，多方开导”的结果，虽不无自夸之嫌，但也没提及他是被东洋人人枪击后才减少了一万万两赔款的。
不履日地
李鸿章在《马关条约》谈判时费尽心力，伊藤博文则态度强硬，极尽羞辱之能事。在条约缔结前最后一次谈判时，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没有想到阁下是如此严酷执拗之人！”随后愤然离去。李鸿章登船回国，发誓终生不再踏上东洋人土地。一年后李鸿章访问每国时途经东洋人，果然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从人敦劝万端，终不许”，终于没在东洋人上岸。
弃台传闻
传说李鸿章曾向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进言“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割让出去并不可惜”，这句话被广为引用。然而也有相关研究及评论者指出，根据所有可见史料档案，未能发现李鸿章发表这段评语的记录。相反，李鸿章在与当时东洋人首相伊藤博文进行《马关条约》的谈判时曾声明“台湾土地肥沃、物产饶多，民亦服王化，设官署，置吏员，纯然如本土”、“拟请所让之地，如果勒令清政府照办，两国子子孙孙永成仇敌，传至无穷矣”、“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等等。
☆、第三十一章　六个小人物
第三十一章　六个小人物
甲午战争失败，威海湾失守，潮　战场失利，清政府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
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清政府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清政府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清政府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清政府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　这在客观上促使清政府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清政府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清政府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清政府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清政府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清政府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清政府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清政府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清政府。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清政府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　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清政府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　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
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严复认为要挽救清政府，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侣“西学”。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着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