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第23章

妥当）。
依据张五常“佃农理论”的说法：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同一地亩的地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11＇若在这句话前边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岂不恰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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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乾隆朝上谕档》，一册，422…423页；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如蒲松龄所说：“昔日富豪以倍称之息，析夺良家子女，人无敢言者；不然函刺一投，则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为势家役耳。迨后贤者见其弊，又悉举而大反之……（有借贷者）一取偿，则怒目相向；质诸官，官则曰，我不为人役也。……余尝谓昔之官谄，今之官谬，谄者固可诛，谬者亦可恨也”，《聊斋志异》卷11《王大》，；参见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139。
＇2＇　朱批奏折。
＇3＇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1881189页。
＇4＇　按：此文中“圣祖”有误，应为“世宗”；又，雍正七年世宗曾“劝导各富户等，平时当以体恤贫民为念，凡邻里佃户中之穷乏者，或遇年谷歉收，或值青黄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视其困苦，而不为之援手”。
＇5＇　乾隆十三年二月甲戌，《高宗实录》卷309。
＇6＇　仁宗皇帝谕内阁：“我国家永不加赋，正赋钱粮，只于按例催征，每遇水旱偏灾，仍必加恩蠲缓”。
＇7＇　该例规定：“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地方官失察徇纵，及该管上司不行揭发者，俱交部分别议处。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租课照数追给田主”。
＇8＇　秦蕙田：“龙德而正中者也”，《皇朝经世文编》卷10。
＇9＇　乾隆七年八月，顺天府尹蒋炳奏，《高宗实录》。
＇10＇　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11＇　参见张五常：《佃农理论》。
13。粮政上的新举措
在粮政上的新举措，才是乾隆初年政事中的重中之重。雍正十三年九月，上谕王大臣等，就说到“仓廪实而知礼义”，欲“养民教民”，实现“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的理想。＇1＇
十月，严禁地方官匿灾。
乾隆元年殿试，制题曰：
夫民为邦本，固当爱之，爱之则必思所以养之，养之则必先求所以足之。朕欲爱、养、足民，以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户皆可封，以臻唐虞之盛治。＇2＇
其基本构想，即首先解决民生衣食的根本问题，再在“爱民”、“养民”、“足民”的基础上实行“教民”，以期达到三代之治的最高理想。同时虽提到“仓廪实”及“惟恐一夫不获其所”云云，似未确定具体的行动目标。
在乾隆初政，预期将有一番新的作为的情况下，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到乾隆元年一年之内，内阁学士方苞连上三疏（“请定常平仓谷粜籴之法札子”、“请备荒政兼修地治札子”及“请定经制札子”），以第三疏于增加积储，言之犹为激切：
臣闻三王之世，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汉唐以后，岁一不熟，民皆狼顾，犹靠海内为一，挹彼注兹，暂救时日，然每遇大祲连歉，君臣蒿目而困于无策者，比比然矣。盖由先王经世大法堕失无遗。＇3＇
所谓“汉唐以后”云云，似即针对清代粮政现状而言。
全祖望说：今上即位，有意大用方苞。寻迁礼部侍郎。“诏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公虽不甚入部，而时奉独对，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谘公，多所密陈，盈庭侧目于公”；“公之密章秘牍，世所未见”；和硕履亲王尝曰：“其强聒令人厌，然其尧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4＇
乾隆二年，方苞再以雍正八、九年间河南旱荒，“尽发数年所积仓谷五十余万石，兼截漕粮以散之，谷尚不敷，乃折银以代谷，而无谷可籴”的例子，证大灾大饥之必应备，复上疏称：
诸臣设更有如雍正九年卫、彰等处之旱荒，将何以赡之？倘有如汉、唐、宋、明一二千里之水旱，皇上即不惜数百万帑金以赈之，而水路不通之地虽有米粮，将如何转运，况邻省亦无积谷乎？……
臣愿我皇上，熟计审处，断自圣心，勿以浮言而阻实政也。＇5＇
方苞的上述想法，可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很能动人听闻，对于皇上坚定增强仓储的决心乃至粮政上的巨大改变，可能起过重大的作用。
乾隆以前，清代仓储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清代初年，政府即使有心也无力于增加仓储。康熙朝平定三藩之后，屡次劝捐仓谷，但屡积屡散，实储多不足恃，有事多靠中央储备。雍正间尤赖省际调拨，而辅以民间商业流通。其时国家仓储虽有定额，实储远为不足。故曰：“康熙间仓储，有银无米；雍正年间，虽经整饬，亦未详备”。＇6＇因此不管方苞所奏是否动听，当时仓储的实际情况和粮政本身的重要性质，确实为今上提供了一个选择的可能和施展抱负的宏大舞台。
乾隆二年五月，上宗谕：“养民之政多端，而莫先于储备”；“今天下土地不为不广，民人不为不众，以今之民耕今之地”，理应“储蓄有备，水旱无虞”；而“我国家休养生息，民物滋繁，宜其户庆盈宁，蓄积饶裕，乃犹时虞匮乏之虞，其咎安在？”＇7＇表示在粮政方面将有一番大的作为。
清代政府手中的粮食，分为中央和地方储备两种。清初以来因财税支给制度的某些变更，本色税粮已远较明末为少，＇8＇其构成以漕粮为主，起运贮存京师。这四百余万石税粮，在满足宫廷、政府机构和军队使用之外，常有剩余，可以拨济受灾地区（即所谓“截漕”）。但就用途之专、数量之大而言，分布于各地的仓储则显得更为重要。其中包括常平仓（设于省、府、州、县城市），社仓（设于乡村），义仓（设于市镇），以及旗仓（设东北），营仓（设近边），盐义仓（设濒海）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专为赈恤和平抑粮价而设的常平仓，按规定于春夏出借（有息），或平价出粜，秋冬籴还；凶岁则给散贫户。其来源则主要动用正项采买及捐输（如捐监或按田粮分捐）等。
采买涉及政府财政，给地方政府的日常行政带来很大麻烦，如用何种价格买补，买价能否超过（平粜）卖价；在粮食的保管方面，则有亏损、挪移、赔补等等问题。所以当日的问题，乃一在于“买”，一在于“存”。为避开这些矛盾，最好的一个办法，可能就是捐监了。
继各地采买开始之后，乾隆三年正月谕令开捐，于本省交纳本色。＇9＇计划除各省额设常平仓谷二千八百余万，应予买足之外，增定捐监谷三千二百万石。＇10＇以使常平仓谷总数达到六千万石之多。
过去学界不免想当然的以为，皇帝是一个“热血青年”，并不了解底下的实际情况，最新利用档案资料的研究表明，不同级别的官员通过不同手段向他反映了许多真实情况（无论是在仓粮的使用上，还是在其存储上），他对底情是相当了解的，只不过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而且，正如他所说的：有治人无治法，惟在卿等大吏与司道府县各员，竭力奉行，因时制宜。＇11＇舍尽力而为之外，并无其他更好的方法。在昔日仓粮较少的情况下，这可能不难应付，在仓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事情就不会这么简单了。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注定了日后粮政努力的最终失败。＇12＇
随后发现，捐监的成绩并不理想，实际上大量的仓粮还是采买来的。政府采买遇到的最大难题，正是粮食交易的定价问题。清代实行轻赋与永不加赋的原则，因而预算是固定的，在总收入固定的同时，各类开支项目及款数一经确定，也历数百年不再变动，而不复能随物价的变动而加以增减。但粮价却不能使之不变，特别是经过雍正年间的相对平稳之后，乾隆年间，出现了长时间的“（微）通货膨胀”。此外，“官谷”与“市谷”相较，必须干园洁净、斗斛较满，也对价格不无影响。因此派购、勒买，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