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第44章

繁嗄辍返谖寰怼?br /> ＇6＇　以金川现存战兵，各路止二万四千九百余名，故增拨西安、四川满洲驻防兵三千人，陕、甘、云、贵、湘、鄂绿营兵二万七千人，合之原拨在营官兵，以及东三省、京旗满洲兵五千名，再加上随役人等，“数几十万”，由总兵四员、副将五员、参将七员统领，《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7＇　以上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
＇8＇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班滚，即瞻对之土司，过去传言已被烧死，实则在逃。
＇9＇　以上《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
＇10＇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1＇　参见高王凌“乾隆之治”（未刊文稿）。
＇12＇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
＇13＇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5＇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6＇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
＇17＇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8＇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9＇　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0＇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21＇　参见《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二；《清史稿》，卷五一三，《土司二·四川》；《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5—126页，《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岳钟琪亦曾奏及：“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带伤不下数百名，小者，不下百数十名，现今带伤官兵，每百名中竟有数十，且有身带四五处伤不等者”，《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五。
＇22＇　参见《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3＇　以上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二。
＇2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三。
＇25＇　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四、三三五，《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6＇　关于这场战争的缘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过错都推在了对方身上，如说他们抢劫行旅（“夹坝”），侵略友邻，威胁进藏道路塘讯等。而据刘松龄说，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不过是为了争取“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以上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
清代政治史之我见
大约两年之前，我在清史研究所全所会议上提出，清代“政治史研究”应作为清史所的“主导方向”，当作一面“大旗”来打（针对以前的“近代史研究所”与“边疆民族研究所”之讥）。
2010年，清史所终于召开了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这是一件好事。但通过这次会议，也发现对“清代政治史”的内涵，还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有必要大家一起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参见有关会议评价的博客）。＇1＇
一、从“宽严之辩”说起（一脉相承回复到萧一山的老路）·乾隆朝的阶段划分——乾隆十三年 如果说以前曾有一个政策进取和政府加强时期的话，乾隆十三年以后，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呢？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
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等等。
“收敛”的这些内涵是很难用由“宽”变“严”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宽严之辨”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尽管它表示的只是一种“权谋政治观”。
二、儒家的“宽仁之治”（乾隆皇帝的表述）“宽”字的不同涵义“宽严之辩”的解释偏差“回向三代”粮政事件 实际上，乾隆初期并不是一味从宽，只宽不严的。比如，处死曾静、张熙，比乃父要“严”；在扩大仓储上，更有许多地方“严”过了以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谕：
“总之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
摆明是有其“严”的一面，并申明必要时还须用“严”。
所以乾隆皇帝常常使用“宽严相济”的词语。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手腕—权谋上的东西，一种行政作风的区分。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一味宽柔势必启臣下窥伺之心，乾隆元年三月上谕：“目前奏摺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夫不论其与吏治民生，有益与否，而但觇上之意，以为奏摺办事之张本。”
终于通过实践体悟到“《传》云：不密害成”，以及“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事前不存臆见于胸这样一些道理。
不过，这样的“宽严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宽政”，已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在《经筵御论》里，皇帝写道：
“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敏信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为首，……《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敷政宁人之本哉？”
因此所谓“宽”的对立物也不一定是“严”。
从这一角度说，皇上从来没有改变他“宽”的初衷，这特别表现在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处理上。《啸亭杂录》：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
乾隆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乾隆五十年，各省荒旱赈恤，用去帑银一千四百余万两，甚至超过乾隆八年两江大灾所用数量（参见吕瑞峰论文）。
就此而言，“收敛”只是一个“顿挫”，不宜把它作随意的解释。儒家的宗旨是“养教兼施”、“先养后教”，因此也可以说，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点主要是集中在“养”上，其后就转入到“教”上去了。
“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如何评价清朝的历史，特别是政治历史，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进展，愈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简单。为此我曾在大清史会议上说，如果用三千年的长度来看历史，乾隆朝最突出的一件大事，或许就是“统一”；换作二千年的长度，也许就是“盛世”；但如果写“编年史”，近距离观察（接近现场），恐怕就不是这些了。因为自始至终，乾隆皇帝都没把这些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2＇自乾隆初政，他所追求的不是别的，正是“回向三代”，即追求儒家传统政治理念的最高理想。乾隆皇帝为什么提起这一问题？是他所受到正统儒家理念到影响，还是受到其他什么刺激？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此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清代乾隆朝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谋主”？与前代（汉、宋）有所不同，这次行动显然并非由臣下发动，但在皇帝背后，是否还另有“策动者”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如杨名时、方苞、蔡世远等）？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对立的两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官僚队伍的分裂，……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所谓张（廷玉）党、鄂（尔泰）党一类区分所能说明的了。
乾隆初“回向三代”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当日的重中之重正是粮政上的新举措。中国古代实行“井田制度”，按《周礼》解释，于每家有田一份之外，还有所谓“保息”等救济制度，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而“遗人”一职，专掌施惠、恤养、赈济之事，更直接与粮政与赋役的均平有关。清代不复可能恢复井田，实施粮政新措施的目的就是企图弥补上这一部分内容。
这些，哪里是所谓“宽严之辩”所能包容的呢？
三、“新清史”从外而内“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