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第54章

，它也几乎成了近代中国的主题之一。但是，革命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毛泽东晚年曾说：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面貌而已）？又有多少是它不能解决的？而且，有谁可以肯定革命到底为何发生（至今国内外不少学者还为此争辩不已），又有谁能断定，革命之后，还需不需要革命？……
在许多崇信“进化论”的人士看来，“古”一定比“今”差，“西”必定比“中”强，其实，这都是不一定的。＇85＇我倒觉得，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中国的传统并不一定就那么不好，她也并非欠缺令吾人足可自豪的伟大思想。
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端正心态，放宽视野，坦然地面对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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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明辉：“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的枢纽位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2001·9，他说：在魏源笔下，陈宏谋不但是十八世纪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纪经世学的开路先锋，参见罗威廉（William　T·Rowe）：《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Saving　the　world：Chen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1）；据说，曾国藩即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页320。
＇2＇　笔者曾在《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的序言中写道：在提议“着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义的历史问题”的同时，我在学术方法上的一向主张，是“正面观察”和“贯通古今”。所谓“正面观察”，即非“反面来看”，对历史百般挑剔、专一股“倒霉看反面”；“贯通古今”，即是在当代经验与历史研究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有时可能还要不止一次地反复对照，亦有不可抹杀主体及其当代经验之意（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其实，马林诺斯基早在《江村经济》“序”中就写过（我只是最近才读到它）：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法国年鉴派学者也曾提出，既要“通过过去理解现在”，也要“通过现在理解过去”；历史活动有双重作用，一使现时历史化，一使历史现时化（见勒高夫等：《新史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页14、77）。
＇3＇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4：1（1987：秋季号），及同期黄仁宇的文章。
＇4＇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
＇5＇　这里我倒想推介美国学者斯科特（Scott）的“国家清晰化”理论，对于二十世纪（也包括十八世纪）的中国史来说，它比所谓“工业化”的观点更有分析力，涵盖面更广，参见《国家的视角》（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与之类似的，可能还有黄仁宇（R·Huang）的“数目字管理”，等等。
＇6＇　参见《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页29—31。
＇7＇　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8＇　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当时中国人口没有若是之多，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意见，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9＇　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2003，页94…95、128…129。
＇10＇　参见吴欣（李零）：“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知识分子》，3：4，1987年夏季号，页115，《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38。
＇11＇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页517。
＇1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癸亥，《高宗实录》卷7。《清史稿·曹一士传》：高宗即位，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言：“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遂上疏言慎择督抚守令，又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及各省开垦流弊，“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
＇13＇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谕，《高宗实录》卷16。
＇14＇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谕，《高宗实录》卷3。
＇15＇　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按：在明代，地方官是不能随便出城的。
＇16＇　乾隆八年十一月庚辰谕，《高宗实录》卷204。
＇17＇　乾隆九年正月壬午谕，《高宗实录》卷208。
＇18＇　如雍正朝曾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除绍兴府惰民丐籍，除江南徽州、宁国等处伴当世仆名色，对此南怀瑾认为，如照我们现代来说，他早已有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是解放贫民、使穷人翻身的仁政，《原本大学微言》，页655、656。
＇19＇　《国家的视角》，页36。
＇20＇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3、108。
＇21＇　雍正二年二月癸丑，《世宗实录》卷16。
＇22＇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实录》卷169。
＇23＇　“咨询地方利弊谕”，《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17，乾隆九年三月。
＇24＇　陈宏谋：《耕讲堂杂录》。
＇25＇　《南方周末》有篇短文说：王夫之在《读＜通鉴　＞论》中说，北魏皇帝叫州县的父母官儿下基层劝农民种这种那，其实只是添乱、扰民，只会对正常的农业生产起到干扰的作用。这是因为，“若农，则无不志于得粟者也。其蓏者，既劝之而固不加勤；而劝之也，还以伤农”。“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农民他会不知道应该把地种好？会不知道什么土地适宜种植什么？当下重温“王夫之定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所耳闻目睹的现代“劝农篇”还少吗？黄波：“‘三农’问题中的‘王夫之定律’”，2003年6月26日。
＇26＇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04…108。
＇27＇　分见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谕，《世宗实录》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28＇　嘉庆《达州志》卷49，引《论语·尧曰》；按：《论语》全句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亦可为政府劝农作一解答。
＇29＇　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清史研究》1992：3。
＇30＇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7。
＇31＇　据说，1950年1月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见《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175；其后的改变，见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1964年。
＇32＇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6、129。
＇33＇　以上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64。
＇34＇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83。
＇35＇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90…91。
＇36＇　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278。
＇37＇　参见刘灯：“小农经济论辩”，硕士毕业论文（2004，未刊）；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37；“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海洋出版社，1999，多处。
＇38＇　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圣祖谕：“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圣祖实录》卷249）；雍正二年闰四月世宗朱批：署广西巡抚韩良辅“此奏之可嘉，不可尽述。此开垦一事，……只要以百姓作利为念，钱粮起科皆末节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2册947页 ＇39＇　乾隆十六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89。
＇40＇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99、104…105。
＇41＇　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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