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第47章

谋乱，通电各省，举动离奇，词旨唐、任等意存反侧，或被乱人迫胁，故有此前后矛盾之词。自知一己主张，与全国民意相反，故必将国民代表所决，一概加以诋诬，不与承认，以避违反国民公意之罪。不知君主立宪，既经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稍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癸丑孙、黄之乱，亦于议会依法举定之元首而肆其反抗，但逞个人私图，蔑视人民公意，行动于法律之外，终为国民所弃。以昔例今，事同一律。法制拘束，本不便于犯上作乱之徒，然国家舍兹，何以立国？今唐、任等行动，直为违背全国民意，并即违背云南民意，自全国视之，直为国民公敌，此其大罪二也！三曰诬蔑元首。按唐、任等通电指斥元首之词，有食言背誓，何以御民，应请明誓拥护共和等语。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词，载在《约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国之元首，一切应以民意为从违，此义推之古今中外，无不可通。设民意欲共和，而元首仍欲帝制，是谓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为叛民。设使国民代表大会未经决定君宪之先，而元首即行帝制，又或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仍采共和，而元首偏欲独行帝制，则全国国民，皆可以违誓相责，何待唐、任诸人？乃今日之事不然，当国人讨论国体之初，不过论共和之利害，并未拟议推戴之人，此学者之常情，即元首亦不能目为谋叛，而施其禁令。皇帝当日且曾为变更国体不合事宜之宣言，然此不过个人意见之表明，亦无由妄行其权以左右民意也。迨至代表决定，举国推戴，又以信誓在前，辞让勿允，明令煌煌，可以按颂。以理论之，共和元首之机关，既为国民所不采，而一切法令，又经国民总代表声明，须与国体不抵触者乃为有效。是则《约法》所载大总统以及即位誓词，皆在无效之列，不过用固有之名义，以维持秩序而已。此时元首求所见信于国民者，应即宣誓不再维持共和，方为恪遵民意。设以机关仪式之誓词，再用之于今日，国民其谓之何？此本至浅之理，至常之事，特因唐、任等蔑视民意，故将与今日民意相反之誓词，引以力重，又不敢谓民意可违背也。故必先诬民意之非真，乃进而诬为一人之意，以遂其动摇国本，糜烂大局之谋。夫共和元首，国民已有相当之敬礼，何况今日名分已定，天泽懔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君子有怀刑之戒，庶人有敬上之忱，庶与此次国民拨乱求治之心，乃能无背。若如前之孙、黄，今之唐、任辈，猖狂恣肆，动辄以推翻元首为词，名为拥护共和，实即为共和不适国情之一大证。幸而天福中国，国民觉悟，设不早改，则墨西哥五总统并立之事，决不免于中国之将来，流毒所贻，不知伊于胡底。即以唐、任一事为鉴，万不可再留共和名义，以为随时煽惑之资；必宜永远铲除，绝其萌蘖！唐、任此次诬蔑元首，藉以倡乱，应以大不敬论，此其大罪三也！唐继尧、任可澄等具此三大罪，应请立予宣布罪状，克日出兵致讨，以翦凶顽而固邦国！本院为此依《约法》第三十一条第七款提出建议，奏乞施行等情。”
“又据各省将军、巡阅使、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及各路统兵人员先后来电，咸称唐继尧、任可澄、蔡锷通电煽乱，请加惩办各等语。唐继尧、任可澄两次劝进、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二十一日以前，迭次电称滇境虽有乱党秘密煽惑，现在防范甚严，决不致发生事变。乃未逾数日，遽变初衷。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任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由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五年一月五日，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藐藐之躬，举数万万人之生命财产，赖一人以保护之，数万万人之知识能力，赖一人以发育之，此人所谓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者，责任何等重大。古称神农憔悴，大禹胼胝，忧劳过于平民，诚非虚语。矧在今日，为竞存时代，为君之难，百倍于古，倘视南面为尊荣之地，元首为权利所归，是于立君本意及君之责任，全未体会，即此一念，必致误国殃民，灾及其身而后已。民国成立以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各趋于权利之极端，为非分之希望，或逞强力，或饰巧言，百计经营，务偿厥志，几若朝持魁柄，夕正首邱，亦所心愿。其次即暂据一隅，犹足慰情聊胜。至于何以抚辑人民，何以统治军族，何以因应国交，概不之思，其暴烈分子，行同盗贼，惟利是图，固无论矣。即号为有政治思想者，但凭心理之偏倚，不顾事实之利害，凿空向壁，大言炎炎，按之毫无实际。夫美锦尚不可以学制，顾可以亿万生灵，供其轻心试验乎？回溯以往四年，此辈多入政界，底蕴毕宣，绝少表见，一误再误，害中于国。推原其故，由于此辈但知居高之尊贵，而不知应事之艰难，权利是争，责任不负，鼎折覆悚，势所必然。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何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难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倘有墨、卜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倖一逞，偿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谭。予以薄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同日，又申令近滇各省，严筹防剿，并派曹锟率师进扎云：
前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唐继尧、任可澄拥兵谋乱，声罪请讨。又据各省将吏先后电称：蔡锷等通电煽动，请加惩办等语，当时疑其另有别项情节，先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褫职夺官，听候查办。嗣据各路边报，蔡锷纠合乱党，潜赴云南，诱胁该省长官及一部分军人，谋叛国家，破坏统一，宣言独立，遣兵窥川，稍拂逆谋，横遭残害，妄自尊大，擅立官府，人民多数反对，饮泣吞声，不能抗其威力。又任意造谣，传播远近，妄称某省已与联合，某国另有阴谋，非诈欺惑众，即挑拨感情，呓语谎言，全无事实。各省军民，皆服从政令，拱卫国家，各友邦又皆希望和平，敦睦邦交，决非该逆等所得诬蔑。当滇变肇端，政府及各省将吏，驰电劝诰，苦口热心，积牍盈尺，而该逆等别有肺肠，悍然不顾，以全体国民决定之法案，该逆等竟敢以少数之奸人，违反举国之民意，于政府之正论，同僚之忠告，置若罔闻，丧心病狂，至此已极。该逆等或发起改变国体，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