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第66章

来的关系说来，无疑地是抱有政治上的目的的。另外他在做大总统的时候，还准备把我许配给清逊帝溥仪，他的这一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谈一下我们家里关于这件事的一些反应以及我所表示的反抗。
关于我父亲是怎样向清室提出来的，我们事先都不知道。他向清室提出以后，有一天，大哥向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三妹，我把你送到宫里去当娘娘好不好？”我听了大为不满，哭闹起来，一直闹到我父亲的面前。我父亲问明情由，便把大哥说了一顿。后来，他见我一直还在哭闹，就又有意识地说了一句：“以后我非把你送礼不行。”我听了，更是不依，就哭着说：“我又不是家里的鼻烟壶，爱送给谁就送给谁。你要把我送礼，我死也不去。”说完以后，扭头就走向一旁，不停地哭泣着。我父亲听了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时候，九姨太太在旁边说：“你看她这个样子，孩子不听话还行吗？你还哈哈笑呢！”我父亲接着说道：“就为的是逗她那犯混的样子好玩。她理智高，斗志强，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我们家的男孩子，没有一个像她那样有勇气的！”当时五姨太太就说：“别的孩子都叫你给吓破了胆了，所以谁也不敢这样。你看她这样的不听话，谁将来娶了去，谁倒霉。”我父亲笑了起来，说：“那也不见得。”
我父亲在提出这门亲事的时候，已经是在自己决定要做皇帝之后了。他既不准备让溥仪复辟，当然他就没有必要在事先取得“国丈”的地位。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可能是，他鉴于在清帝退位的时候自己玩的手段，很惹起一些皇族的不满。因而借此来缓和一下矛盾，从而使他们在自己称帝的时候，不至于公开表示异议。这件婚事最后没有成功，原因可能是清室不肯“俯就”，也可能是由于我的积极反抗。
但是，我父亲对于二哥的婚事，却是另一种方式。我父亲在直隶总督任上，有一年他领着二哥由天津到北京颐和园给西太后拜寿。那时二哥已经七八岁了。西太后接见了他们父子，她看到了二哥那很聪明的样子，非常喜欢，就提出来要把她娘家的侄女配给二哥为妻。我父亲当时“奏明”我二哥从小已经定了婚，这才作罢，实际上，二哥是没有定过婚的。因此，我父亲在回天津以后，为了避免自己的“欺君之罪”，就暗暗四处托人为二哥说亲。当时的条件是，只要姑娘本人好，至于娘家的门第、贫富都可以不必理论，就这样定下了刘家的姑娘。刘家很穷，所以陪送的一切东西，都是由我们家代办的。亲事说定了以后，接着便在天津署内举行了婚礼，这样，我父亲才算把和西太后所说的谎话给圆上了。
现在，谈一下我父亲所定的从姨太太以下的月费的数目。各房姨太太的月费是80元到100元。原来是，每生一个孩子，加给月费3元，到了中南海后改为加6元。二姐姐和我特殊，月费都是30元。每月月费由“账房”按着房头包好，由“管事的”申明善分送。除此之外，当姨太太们需要购买一些特别的东西如衣料、首饰等等的时候，总是用一张白纸条写上需用的款数，请我父亲在条上批示，然后再由“账房”将款送来。这种特殊费用，她们总要等到我父亲高兴的时候，才敢拿出条子请他批示，不然是会碰钉子的。还有另一种要钱方式，那就是买好东西，开好了账单，请我父亲在账单上批了“照付”后，再送交“账房”取款。一般说，这种账单的款数都是比较小的。
我父亲所用的“管事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申明善，一个是符殿青。两个人都兼着“账房”的职务。申明善小名狗子，从十一二岁起就在我们家当差，人极聪明能干，很能得我父亲的信任。符殿青除了兼管“账房”以外，还专门担任着替我父亲“置办”姨太太和丫头的任务。像上面所谈过的六、七、八、九4个姨太太和在我身边伺候的几个扬州籍丫头，便都是由他在各地“置办”来的。此外，他还兼管传戏。我父亲在彰德隐居及以后在中南海的时期，每次唱堂会，都是派他一手办理的。除此之外，我父亲在居仁堂楼下办公和会客的时候，随身在房伺候的一共是4个人，申明善也算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申明善的弟弟申明德和何致祥、马其昌3人。替我父亲总管北京、天津两地房产的是袁乃宽字绍明，是我父亲后认的本家。。管理彰德地产的是徐天成。
我们称呼男佣人为“老伙”。前在东华门大街被炸死的袁振标是我们家的老佣人，我们都叫“袁伙”，称呼女佣人为“干”，如张干、李干。多年的老佣人，如果死了，在禀了我父亲之后，按他当差的年限“赏”给丧葬费和抚恤费。如果这个人另有功劳，那么，我父亲就不但要给他全家的用度，并且还让他的家属跟在一起住着，以便有所照应。在礼节上，对他们也是很特殊的。按照我家的规矩，一个老佣人可以和我娘平起平坐，可是儿媳们却必须在一旁站着。至于那些买来的丫头，如果岁数大了，一般地说，都是通知她家里人把她领走。有那实在不愿意领走或是丫头本人不愿意走的，就暂时仍然留住，以后遇有合适的对象，就由我家把她陪送出去。
专馆和他对子女的教育
我父亲对于儿女的教育，主要的是采用专馆家塾。教育的办法。这个办法，从他在天津做直隶总督时就已经开始采用了。当时只有女馆，所请的老师也是女的。设女馆的用意只是让他的几个姨太太读些书，我们大一些的姐妹们跟着认识些字罢了。后来，他在军机大臣任上住在北京锡拉胡同的时候，和以后被罢职住在彰德时，也都只设女馆。至于四哥、五哥、六弟，当时都留在天津读书。他们有的时候也回到北京或彰德住上一个短时期，然后再回天津。直到我家搬入了中南海，才分别成立了两个专馆。
两个专馆的规模以及课程安排，都和一般学校没有什么差别。这就等于在自己家里成立了两个学校。我父亲为了教育子女所付出的财力和物力，也算得是不在少数的了。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到专馆去检查过儿女们的功课。以女馆为例，他从来没有把女教师请到他的办公室和她们研究一下关于教学上的事情。逢年过节，女老师前来给他拜年、拜节，他总是“挡驾”不见的。他在四哥、五哥、六弟前来请安的时候，经常嘱咐他们要好好念书，也对二姐和我说过同样的话。可是他既没有当面考核过儿女们的功课，也没有对儿女们说过应当怎样念书才算是好。
下面简单地谈一下关于这两个专馆的情况。
当时的男馆，设在北海五龙亭北土山上的一片房子里，是否就是现在的中央文史馆的馆址，已不能指认了。它像当时一般学校那样设有汉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课程。各门课程都请专门的老师来讲授。其中比较有名的汉文老师有严修、方地山、董宾吉等人。教英文的是一位外国人。当时在馆读书的男生，共计四、五、六、七、八、九、十弟兄7人。依照专馆的规定，不论老师和学生，都必须住在馆里，并专有一个厨房供应他们的伙食。也用了一些男佣人，做摇铃、打扫教室和馆内杂役等事情。同时，还用了一些人专门伺候老师和学生，由于四哥、五哥都结了婚，先后搬回了中南海，只在上课的时间才到专馆里来，成了“走读生”。当时总管男馆事务的，是经我父亲指定的严修老师。严字范孙，天津人，是一个有名的学者。
女馆设在中南海字廊后面假山上的一个院落里。它也同样是按学校的设置来办理的。每天上下午，一共上8节课。上午8至12时上4堂。下午1至5时再上4堂。每堂课的上课时间是50分钟。课程和男馆不同的是没有体操。所请的老师，都是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计有教汉文的杨蕴中、董文英。教算术的是唐尹昭，教历史的是朱绍仪……等等。英文是请了一位英国姑娘苏小姐来担任的。汉文又分门别类的讲授。例如，杨教的是古文，课本是《古文观止》；董教的是《四书》。教室内，同样设有讲台、讲桌和课桌、课椅，就外观上看，是和一般学校的情况完全相同的。
当时在女馆上学的，有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姐妹9人，还有大哥的头两个女儿，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那时候，还有我二伯家里的一个大姐正在中南海内，所以也同在这个馆里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