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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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有传闻说日军即将袭击南市，中国地界的居民发疯般冲过来，想要躲进中立的租界，在巡捕房的机关枪和装甲车前他们停住脚步。林培文当即决定，利用这道绳梯，尽可能向那些躲避战祸的普通市民伸出援手。从这条绳梯悄悄进入租界的难民少说也有几百个。
小薛刚从皮恩公寓出来。通过特蕾莎的白俄帮会管道，他现已查明那个白俄商人的藏身之处。此人把自家洋行的卡车出租给日本便衣队，在租界内戕害普通市民。其1359号车牌被人记住。报告到巡捕房，小薛将此情报转告南京驻上海的特别机构，同时也将此情报转告给他的老朋友——林培文。两方面派去的人都没找到那个白俄，他已早早躲避，只有从俄国人自已的小圈子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半年来，特蕾莎一直在养伤。她像是死过一回，觉得内心变得比从前更坚硬。很久很久以前，她就受过锻炼，她那柔软的妇人心肠早在大连、在星ㄆ浦⑷水上警察局的日本监狱里被锻炼得像冰柱一样冷，像钢块一样坚硬。那些往事不仅改造她的性格，甚至改造她的记忆。从那以后，无论是向别人述说，还是夜阑人静时告诉自己，她的回忆总是像出自虚构，有时候美好得像是幻觉，有时又惨淡得像是一场梦魇。她并不憎恨日本警察，尽管那些家伙用酷刑折磨她，逼她，要她交代出雨果把钱藏在哪里。她也不憎恨雨果，那个德国人——她不得不告诉人家时，说他是个金发的奥地利人。Hugo　Irxmayer，这个给予她姓氏的家伙，她跟他在一起时，他从未告诉她，他是个海盗。在北方中国海域抢劫过往货轮，丝绸、煤块，从南满铁路的码头上岸，卖给日本商人。直到大连的日本警察闯进门，她一直都是个快乐的白俄女人。他们在她的箱子里找到一支枪，恩菲尔德皇家左轮手枪（很久以后她才获悉这种武器的标准名称）。她没有告诉他们，因为她实在是不知道。直到出狱后，才有人跑来告诉她，红发雨果在枪战中被击毙，他确实留给她一笔钱，还有一堆珠宝。
小薛的脚步声在电梯间那头消失。
半年来，她心中始终藏着一个疑问。她隐约记得，在医院里，在她还处于半昏迷状态时，她问过小薛。
有一笔钱消失不见。一笔巨款——小薛至今未向她交代清楚。顾福广的暗杀组织向她购买昂贵的德国军火。按照事先约定的方案。小薛应该在拿到支票后才启动交货程序。与送货人接头，方法是灯光信号。信号的次数和频率她只告诉过他一个人。不见到支票绝不发出信号。
可她仍旧喜欢他的中国肋骨……紧紧贴在她身上，贴在她小腹部仍旧隐隐作痛的伤口上。
窗外，从东北方向再次传来枪炮声，这声音让她亢奋起来。
⑴Baron　Harada。
⑵恒泰杂货公司。
⑶Sawada。
⑷Hoshigaura。
后记
这故事在其雏形时——也即在其尚处于一个模糊的、雾状的，只有隐隐约约几个黑影在背景里晃动的阶段——一个八月的炎热早晨，一个没头没脑的、连我们自己都尚未察觉其含义的句子跃然纸上（如同从黄浦江东岸穿透江面浓雾照在上海档案馆阅览室东侧靠窗口桌位上的一道光线）：起初，引起萨尔礼少校注意的是那个白俄女人。
我们绝无自称自赞之意，这不过是一句大实话。一九三一年，警务处政治部的萨尔礼少校面对法租界纷繁复杂的局势，试图理清头绪，抓住破解悬案之谜的蛛丝线索。他通过阅读旧档案，找到这个白俄女人。将近八十年后，我们坐在档案室内，（与少校一样）尝试构建发生在一九三○年代初上海法租界的一系列事件的轮廓模型，同样通过阅读历史档案，我们一开始就发现这个女人。
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的文书确曾为她建立起一份卷宗（尽管它显然带有殖民地法国官员那种懒散的、马马虎虎的风格）。日军侵入上海后，该卷宗仍保存在理论上归属法国维希政府管辖的法租界当局手里。直到一九四三年，汪伪政府正式宣布收回法租界管辖权，卷宗当然随同法租界警务处的其它所有重要文件一起，转到伪警察局档案室内。我们相信，日本侵略军驻上海的特工部门（即我们常常说的特高课），以及汪伪特工总部（即人们常说的“76号”）一定曾抽走该档案内的一些关键文件，以配合他们随后对该女军火商人展开的复杂而成效不彰的调查。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总会有另一种可能的），我们的薛维世先生（无论此前还是当时，此人一直在该部门位居显要），出于他私人的各种目的（或者国家利益），同样很有机会把卷宗内的重要文件秘密取走并销毁（即便他有收藏的意愿和可能，我们大概再也无法找到）。
众所周知，中国军民的抗战胜利是在一九四五年，这卷宗随即由光复后草草组建的上海市卢家湾公安分局接收。一九四九年以后，卷宗的接管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卢湾公安分局。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们必须体谅新生的、物资贫乏的国家和政府管理部门对于历史档案的处理方式——有些时候，如何节约利用物资要比合理利用历史信息更迫在眉睫。纯粹是由于纸张供应严重匮乏，共和国的公安人员不得不利用旧档案（那些看来不太具有现实价值的文件）的空白背面，以书写对他们来说更紧要、更须记录的事件。如此一来，这卷宗就被拆散，没有人会关心写在那些纸张背后的、已由（主要由投诚的国民政府军政特工人员组成的）情报咨询委员会鉴定过的，并被确认为无用的历史信息。我们相信很多相关文件已被撕碎、卷成一团，消失在纸篓里。一部分信息至今仍藏在主题全然与其无关的文件背后（因为重新装订粘贴归卷而难以被研究者发现）。我们曾发现过一页文件——在一份有关建国初工商业资本家内反动分子的举报记录背后。那页文件被翻折过来重新装订，并用劣质胶水粘合。因为天长日久而脱胶，我们这才有幸发现它。在档案馆严格的调阅规则下，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从上下两端挑开那页合叠的纸，确保不去破坏装订线，凭借靠窗座位比较明亮的光线，一字一句把这份残页的内容抄录下来。
不过当然，卷宗本身还是保存下来。最后它随大量历史档案一起，被有关方面转交给上海历史档案馆，由该馆的专业人员鉴别入库收藏。而到这时，这卷宗也只剩下残篇断简，案件的相关证据链再也无法建立起可靠的逻辑关系。（卷宗名见附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仍应被视为一部虚构小说。我们相信作者在某个凉风习习的夜晚（风里带着夏日特有的腥臭味），一时兴起，随心所欲就捏造出一起电影摄影棚绑架案。我们更有理由怀疑那些存在于人心深处的欲望、那些还在头脑中酝酿的复杂计划，作者如何能猜得透？我们的确能看到作者用心叵测地转换视角，以使假想出来的人物动机和行动计划欺骗性地带有一种混沌模糊的风格，在这里透露一点，在那里闪烁几下，引诱读者相信他在历史信息不足时的擅自虚构。最难测度的是人的情感因素。薛维世先生和白俄女军火商之间到底有几分是（属于人类最美好最善良的）情感？有几分是诡诈的互相利用？薛和他的另一个更加天真的情人冷小曼之间发生的事，又有多少是出于当事人愈演愈烈的情场表演呢？
假设真的有一个公正的历史法庭，我们要指控作者仅凭五六份相互之间缺乏逻辑关系的文件，妄图向陪审团构想出整个案件的过程。证据链缺乏完整性，由书面的间接证据来推论，缺少坚实可靠的论证基础。法庭将不予采纳。其实，有关薛维世先生（以及他的白俄情妇）的故事随后的发展变化本身也会提供一种例证。如上所述，由于历史档案的人为丢失，薛维世先生在“孤岛时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