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枝败叶》第17章


旁谠Γ雷印⒓讣胀ㄒ路退衅渌饕捕荚谠吹牡胤健;叵肫鹞液汀靶」贰钡秸舛次偷胤降本志又械魍#娣路鹗亲蛱斓氖虑椤?br /> 那时,香蕉公司把我们压榨够了,带着当初带来的垃圾中的垃圾离开了马孔多。“枯枝败叶”——一九一五年繁荣的马孔多留下的最后一点遗物——也随之而去,留下的是一座衰落的村庄和四家萧条破败的商店。村里人无所事事,整日里怨天尤人。想想过去那种繁华的景象,再看看现在这种困顿的、毫无生气的痛苦生活,他们感到十分烦恼,只有大选的日子(那是个阴沉可怖的礼拜天)还算有点盼头。
就在半年前,一天清早,这栋房子的大门上出现了一张匿名帖。谁也没去注意这张帖,好长时间它一直贴在那儿。后来,下了几场毛毛雨,帖子上模糊不清的字被冲掉了,最后,二月底的几场风把它给吹跑了。可是,快到一九一八年年底的那个时候,临近大选,政府认为必须使选民保持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当时有人向新的当局提起了这位孤僻的大夫。其实,他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大家都了解他。但他们告发说:有个印第安女人,在和他姘居的头几年里,开过一家小药铺,生意十分兴隆。那阵子,无论多么不起眼的小买卖,在马孔多都能发大财。他们说:从某一天起(谁也不记得是哪一天,连哪一年也记不清了),药铺就再也没开门。大家以为梅梅和医生一定还躲在里面,吃他们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蔬菜。但街角的那张匿名帖上说,大夫害怕镇上人假手梅梅给他的饭里下毒,就杀死了他的姘头,把她埋在了菜园子里。这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话,当时根本没有人想害死大夫。照我看,地方上其实早把他丢到脑后了,但赶巧了这一年政府把心腹派去加强警察局和警卫队,这才又想起了他,把匿名帖上杜撰的事翻了出来。地方当局派人砸开大门,搜查了他家,在院子里挖地三尺,还把粪池翻腾了一气,试图找到梅梅的尸体,结果连她的影子也没找到。
那一次,他们很可能把大夫拖走,毒打一顿,然后借口政府办事讲究干脆利落,在广场上把他杀死了事。就在这当口,“小狗”出面干涉了。他来到我家,邀我一道去看大夫。他相信,关于事情的原委,我可以从大夫嘴里得到一个满意的说明。
我们从后门进去,没想到躺在吊床上的竟是一具骷髅。人世间最可怕的莫过于骷髅,而这位来路不明的公民的骨头架子更是惊人的可怕。看见我们进来,他从吊床上欠起身。只见他浑身上下尽是灰尘,屋里其他东西也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他面如死灰,只有那双冷酷无情的黄眼睛里还保留着我所熟悉的强大的内在力量。我觉得只要用手指甲在他身上一划,他立刻就会裂成几块,瞬时散架。他的小胡子没了,但不是贴着皮肤刮的,而是用剪刀胡乱剪的,下巴上看不见又密又硬的胡楂儿,只有些又软又白的绒毛。看见他坐在吊床上,我心里想:这简直不像人样了,活像一具僵尸,只有两只眼睛还活着。
他说起话来还是像反刍动物那样慢吞吞的,跟在我们家住的时候一模一样。他说:没什么可说的。他大概以为我们不了解事情的经过,便告诉我们说,警察砸开大门,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在院子里用镐刨地。他讲话的口吻不像是在抗议,而且恐怕连抱怨、诉苦也说不上。
关于梅梅的事,他解释了几句,听上去挺幼稚可笑的。不过从他说话的口气来看,倒真像有那么回事。他说梅梅走了,就这么简单。铺子一歇业,梅梅在家里闲得无聊,平时不和人说话,跟外界也不来往。他说有一天,他看见梅梅在收拾箱子,什么也没对他说。后来,她换上出门的衣服,穿上高跟鞋,手里提着箱子往门口一站,还是什么也不说,似乎就是摆出个样子来,好教他知道她要走了。他说:“于是我站起来,把抽屉里的钱都给了她。”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大夫?”
他说:“您照我的头发估摸一下吧。这还是她给理的哪。”在这次会面中,“小狗”很少讲话。自打一进屋,看到大夫——这是他在马孔多十五年中唯一一个闻名而未见面的人——那副模样起,他就有点懵里懵懂的。我发现这两个人真是长得太像了(也许因为大夫剪掉了胡子,我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像“小狗”)。两个人倒不是长相一模一样,但是很像亲兄弟,其中一个要年长几岁,更加瘦小干枯。他们的面部特征就像亲兄弟一样类似,只是一个长得像爸爸,一个更像妈妈。忽然,我想起那天夜晚我们在走廊上进行的最后一次交谈。我说:
“这位就是‘小狗’,大夫。上次您答应过要去拜访他的。”
他笑了,看了看神父说:“是有这么回事,上校。不知为什么我没去。”他还在看“小狗”,上下打量着他。这时候,“小狗”开口说话了。
“有个好开头,就不怕什么晚不晚的,”他说,“我很高兴跟您交个朋友。”
我发现,“小狗”在这个陌生人面前失去了平时那股锐气,讲起话来畏畏缩缩的,不像他在布道坛上那样声若洪钟、斩钉截铁。平时他宣读《布里斯托年鉴》的天气预报时,总是那么声色倶厉,咄咄逼人。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再往后就是那天夜里的事了。当时,人们苦苦哀求,要大夫去照看伤员,可他却连门也不肯开。人们这才高喊出那个可怕的判决(现在我正在阻止人们执行这个判决),又是“小狗”出面干涉,救了他一命,他才得以活到今天清晨。
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我想起了几年来一直想打听清楚的一件事。我对“小狗”说,我还要在这儿跟大夫说会儿话,请他先去找当局说说情。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问:
“告诉我,大夫,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他木呆呆地说:“什么孩子,上校?”我说:“你们俩的孩子。离开我家的时候,梅梅怀着身孕哪。”他平静地、不动声色地说:
“您说得对,上校。您瞧,我把这件事都给忘了。”
爸爸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从爸爸的眼睛里,看得出他正强压着激动的情绪。我们等了快半个小时了(现在大概是三点钟)。等的时间愈长,我就愈是担心。孩子那种忐忑不安、六神无主的表情(他好像什么都不想问),那种和他爸爸一样的无动于衷、冷若冰霜的神色,真教我担忧。我的儿子似乎就要在这个礼拜三的炽热的空气中消散得无影无踪了,就像九年前马丁从火车的窗户里挥动着手,一去不复返一样。如果孩子愈长愈像他的爸爸,我的全部心血就算白费了。我祈求上帝保佑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和普通人一样有体积、有重量、有肤色的人,但这毫无用处。只要他的血液里有他爸爸的细胞,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五年前,孩子和马丁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但自从赫诺维娃·加西亚带着六个孩子(其中有两对双胞胎)回到马孔多以后,这孩子就越来越像他爸爸了。赫诺维娃发胖了,也老多了,眼睛周围出现了几条青筋,原先光润洁白的脸显得有些腌臜。那群小雏鸡穿着白鞋,衬衫上镶着蝉翼纱的花边儿,围着她叽叽喳喳,欢蹦乱跳,她感到很幸福。我知道,赫诺维娃是和一个木偶剧团的导演私奔的。看到她的孩子,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厌恶。孩子们活动起来直胳臂直腿的,好像被一个总开关操纵着。六个孩子个头都很小,一个个吵吵闹闹的,鞋子、衣服上的花边也是一个式样。赫诺维娃的身上挂着不少城里人的饰品,在这样一个淹没在尘埃中的败落小镇上,她那杂乱无章的幸福让我感到悲哀。她装出很幸福的样子,一再抱怨这里的生活条件太差,据她说,在木偶剧团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然而,她的一举一动中却蕴含着某种苦涩,教人看了觉得滑稽。
一见到她,我就想起昔日的生活。我说:“瞧你,可真发福了。”她脸上立刻蒙上了一层阴翳,嘴里说:“或许是回忆使人发胖吧。”说着,两眼直盯在我孩子的身上。她问:“那个老爱穿四个纽扣外套的家伙怎么样了?”我知道她是明知故问,干脆地回答她说:“走了。”赫诺维娃说:“就给你留下这个娃娃?”我说是的,就留下这个孩子。她粗鲁地、放肆地大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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