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115章

亚夫林斯基通过俄罗斯报纸发表“亚博卢”集团的特别声明，表示在此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在这份声明中提到：“我们的党讨论了另一行动方案：渐进地，一步一步地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应该可以分阶段地解救人质，哪怕是人质中的一部分。我们理解，为解救人质行动负责的人不得不在可怕与极其可怕之间进行选择。只有政权可以做出选择，而政权选择了其可以做到的方式。对于这个选择的正确性，有权评价的只有经历了这个灾难的人质、他们的亲属、莫斯科人、俄罗斯公民，而最终还是历史。”　
这是极其模棱两可、没有诚意的声明。因为亚夫林斯基10月25日试图与恐怖分子进行协商，但从剧院回到行动指挥部后，他指出那里没有可进行严肃谈判的人。“亚博卢”集团的这位领导人说：“这些人没有权力进行谈判。他们是注定要送命的。”　
引发观察家与记者很多指责与讽刺的是右翼联盟领导人鲍里斯·涅姆佐夫的言行，他在摄像机前露面的频率实在太高了。涅姆佐夫是第一个被恐怖分子点名做中间人的，但他害怕去剧院，只通过电话与巴拉耶夫进行了交谈。右翼联盟中只有伊琳娜·哈卡玛达一人去剧院与恐怖分子交涉。有一份报纸这样写道：“鲍里斯·叶菲莫维奇（涅姆佐夫的名字和父称——译者注）不在高加索生活；算是他的福气。在那里，社会对男性的公众行为所进行的研究类似于植物学家通过显微镜研究被捕获的蝴蝶。在那里，他的政治前途会像卡尔玛顿斯克峡谷的冰川一样坍塌。‘丢了面子的人’——山区人们这样称呼在危急情况下表现出怯懦的人。”　而提前宣布鲍里斯·涅姆佐夫为10月21～27日这一周的政治“成功者”后，《侧影》杂志不得不向其读者致歉。维罗尼卡·兹拉特尼茨卡娅在这个杂志中写道：“从人性角度讲，鲍里斯·涅姆佐夫表现出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指责他的理由。”　在对两周的事件进行回顾总结后，该杂志将弗拉基米尔·普京列为“成功者”的第一位，涅姆佐夫为“失败者”中的最后一位。　
《明日报》的主编阿·普列汉诺夫得知剧院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后，立刻飞往伦敦去征询其新合作者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意见。同样在那里，他得知10月26日实施的特别行动已取得成功的消息，这使在伦敦的谈话双方都很气馁，他们本已商量好对“特工体制”发起新的攻击。回到莫斯科后，阿·普列汉诺夫在他的长篇大作《俄罗斯的胜利》中，将消灭恐怖分子的胜利都归功于“阿尔法”与“信号旗”特种部队，而普京总统与胜利“没有任何关系”。阿·普罗汉诺夫还声明指出：“可以猜测出，10月25～26日的深夜普京安然入睡。而他的仆从们也不敢打搅他，不敢告诉他暴动已被平息的消息。”　其他民族主义党派的领导也有自己的观点。阿·杜金写道：“特工机构拯救了普京，拯救了政治体制，也拯救了整个俄罗斯。这一次，强力部门的成员解出的几乎是一道不可能解出的方程式。只要耽搁几秒钟，遇难者的人数就可能成倍增长。‘契卡’人员掌握了俄罗斯的命运。他们没有失去俄罗斯。他们救了总统，救了国家，救了你和我。普京要做的是巩固自己沉重的、戏剧性的胜利。他保住了‘应有的身份’。他没有让信任他的人失望。他给那些想任意摆布他、想使历史倒退的人设置了障碍。看来后者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9）
10月26日之后，谢尔盖·科瓦廖夫不止一次地表示，普京成为调解人的机会已丧失。《自由思想》杂志在11月期刊出版以后增加了一期副刊，向读者宣布在特别行动中共有165名俄罗斯公民死亡，他把恐怖分子也归入死亡名单中：“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价的。”《新时代》的伊·米尔施泰因试图证明，在杜布罗夫卡最终的胜利者不是普京，而是巴拉耶夫，在“其黯淡的眼神中充满胜利者的讥讽与满足”。　而《说法》周报试图证明，“阿尔法”小组在剧院使用的不是催眠瓦斯，而是“导致神经麻痹的高效军用有毒物质，使用它的目的是致人死亡，而不只是失去战斗力”。　《绝密》周报的军事观察家帕维尔·菲利盖伽乌埃尔怀着同情描述“阿尔法”成员杀死女性自杀者的场面——“尽管她们处于无意识状态”。这位“专家”还表示：“恐怖分子的炸弹也许的确是石膏模型或者他们曾得到明确的指令，不许对无辜的人实行大规模的杀戮。因为车臣人带着纯粹的政治目的来到莫斯科，即停止战争，使俄罗斯政府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时还存在对此事件做出的其他各种愚蠢、荒谬至极的解释。政治理论家尼古拉·兹罗宾认为：“所有这一切的组织者并不是国际恐怖中心，而是俄罗斯权力部门的某些人。”　谢尔盖·卡拉…穆尔扎写道：“目前发生的恐怖活动在意识形态上的缔造者是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及他们的继任者。现在，曾为他们鼓过掌的人不可以抱怨。”　来自达吉斯坦的国家杜马议员格·马哈乔夫指责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是莫斯科恐怖活动的组织者。他说：“这是他的手笔，他的艺术品味。心神不定的别列佐夫斯基好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危险，他需要在高加索挑起各种冲突以从中获得个人利益。”　
恐怖分子在莫斯科的失利引发了车臣山区武装分子的内讧。马斯哈多夫试图与巴萨耶夫划清界限，他宣布免去巴萨耶夫担任的所有职务，并将其转交车臣最高伊斯兰法庭审理。巴萨耶夫宣布，他将继续与“俄罗斯侵占者”战斗，但要采用别的方式。本·拉登在列举2002年他的志同道合者反对“无信仰者”所进行的“英雄行为”时，将“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也列入“英雄行为”名单。　
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的各种掺假报道，并没有影响俄罗斯公民的观点与情绪。11月举行的社会调查显示，公民的不满情绪没有增长，增长的是公民对国家推行的政策及弗拉基米尔·普京施政的广泛支持。俄罗斯有近70％的公民认为俄罗斯特种部队在紧急情况下行动“专业、内行”，89％的莫斯科人认为政府对文化宫剧院进行攻击的决定是正确的，只有7％的被询问者认为通过谈判与让步的方式解决问题更好。对　“你如何评价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这一问题，85％的公民回答说“非常赞同”或者“多半赞同”。　心理学家莫罗萨诺夫在解释危急时刻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表现时指出，俄罗斯总统的行为符合危急情况下领袖的所有行为规范：“普京立刻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取消了所有的国外访问，他留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他召见强力部门的负责人，没有拖延采取最负责任的决定。人们都看到了这些，并对此表示认可。从悲剧发生的第一时刻起，总统就在克里姆林宫积极工作，这给了人们很大希望。说得更直白一些，他使人们在无望的情况下感觉到自己是受到保护的。俄罗斯非常成功地走出了这个困境，普京表现出的果断使公民感到骄傲。我们的政府使我们感受到胜利的喜悦。是的，含着热泪，但毕竟是胜利。我们过去如此习惯了失败，所以这次的胜利对所有的人都非常重要。”　
人质事件的影响　
2002年10月底到11月初，当局在莫斯科全城进行了调查与排查。首先是针对居住在莫斯科的车臣族家庭，但收获不大。不知什么原因，《消息报》上发出最极端的呼声。格·波乌特在此报上说：“我们正在参加一场文明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不可能有妥协。应该忘记东方与西方，忘记以前的联合与联盟，以建立一个使地球上的人类得以生存的稳固同盟。只要有勇气，就能建立像统一、相互联系的机体一样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与那些想把文明社会带回到中世纪宗教与民族隔绝坟墓的人做斗争。应该抛掉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犹豫。现在，经过莫斯科市中心劫持600多人的事件后，世界重新成为两个颜色的世界：黑色世界与白色世界。人类文明社会存在共同的敌人，不该对此存有怀疑。只有所有想让人类作为生物物种存活的国家联合起来才可能与之抗衡，而其他国家、当政者、组织、学说应该被宣布为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这是另一种黑白颠倒的极端主义。可惜，现在地球上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