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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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记者来说，最重要的题目当然还是卡西亚诺夫与普京的关系。很显然，这两位政治家之间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劳动分工，他们双方都很珍视这一点。全社会对卡西亚诺夫的信任水平很高，已经达到40％～50％。按支持率来说，卡西亚诺夫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谢·斯捷帕申、格·格列夫和阿·库德林。报界认为这些人不仅是政府总理的反对者，而且还有可能是他的继承者。但斯捷帕申已担任过总理，也未见他有何建树；阿列克谢·库德林作为懂行而高效的财政部长亮相，但也仅此而已，官员们为这位部长惊人的记忆力和分析才能折服，但也认为他的组织才能不佳，不善于独立做出决定，不善于在财政部本身的工作中确立优先发展方向。两三年过去了，阿·库德林没有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股势力。他对自己的下属和对手们太过温和。人们谈起他时都说：“这不是个领导者的材料，但是非常好的第一副手人选。”　
2000～2003年，格尔曼·格列夫也没有什么出众的表现。他作为政治家还很脆弱，在政府任职的三年多时间里，丝毫也没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提出了很多新的经济思想与建议，但他觉得，只要依靠总统的意志与支持，这一切就能实现。据白宫官员的反应，看格·格列夫的表现，他就不像称职的行政管理者。格列夫的副手太多，据专家们评价说，格列夫这些副手之间的关系也是矛盾的、不稳定的、不平衡的。正如一个专家所说，“为了在很高的职位上工作，格列夫需要一个保姆牵着他走，这样才能遏制过于强劲的改革势头，墨守成规地开展机关工作，安抚社会舆论。”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12）
2003年5月，在俄罗斯报界纪念卡西亚诺夫担任总理三周年之后，大家都明白了一个事实：在现任俄政府中，卡西亚诺夫才是最强大的人物。2003年春，卡西亚诺夫总理与一些副总理之间在财政与工业问题上的一系列争论，最终以妥协而告终，这一争论并没有影响卡西亚诺夫的处境。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普京采纳的正是卡西亚诺夫的建议。2002年年末，《新闻时报》在评论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的行政成就和政治成就时说：“两年前很少有人会想到，这名成功的、但并不为广大公众所熟悉的财政经理人——卡西亚诺夫，能坐在总理的位置上迎接2002年。但今天他得到了这个政治分量，况且不是虚拟的，而是实际的。卡西亚诺夫悄悄地获得了新的威望，这一过程缓慢而执著。是的，作为总理的卡西亚诺夫是平淡的，甚至过于平淡，但这是职位本身决定的。在生活中，政府总理更像一个人，而不是一部机器。或者说，任职当中的这种‘平淡’是卡西亚诺夫有意识选择的风格。正是这种‘平淡战术’使他最终成为这一任内阁中毫无疑问的领袖，虽然最初这种机会并不太明显。卡西亚诺夫从来未能和普京以及被他赋予巨大权力的彼得堡派官员们过于亲密，但争吵并未让广大公众看到，所以我们很少知道内阁内部的分歧。做出让步的有时是卡西亚诺夫，有时是他的竞争者们，但最终是卡西亚诺夫更密切地与总统合作，并更加强硬地坚持自己在政府中的立场。考虑到以前针对卡西亚诺夫曾经有过的不成功预测，猜测一年后、三年后卡西亚诺夫会坐在什么位置上，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考虑到经济形势，可以充满信心地肯定一点：等待卡西亚诺夫及其内阁的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局势是不会平淡的。”　
卡西亚诺夫作为总理能做的一切都已经做到了。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对外政策、安全、国家建设方面的成就要比在经济领域的成就显著。毫无疑问的还有，在国家杜马选举和新的总统大选之后，政府与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厅中将发生重大的人员调整。不过，如果普京认为，他需要一个更有力量的，甚至更加独立的人物来担任总理，他就会在这届政府之外来寻找这一人选。　
伊拉克危机　
2002年秋冬和2003年前几个月，世界政治领域没有比伊拉克危机更尖锐的问题了。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冲突早已成熟了，本书中没有必要对这个冲突的历史起源进行哪怕是非常简要的说明。根据判断，早在2002年春天，最迟在5月之前，美国领导人就做出了向萨达姆制度宣战这一原则性决定，然后就开始制定各种方案、计划，部署军队。波斯湾地区以前也有大量的美国军事存在。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从1991年就开始了。伊拉克人自己也已经习惯了某些目标被轰炸，导弹打击，经济制裁，没完没了的监察、侦察、信息战争等。但现在所说的是大规模的快速军事行动，并且是按照美国的条件“彻底解决”伊拉克问题。美国与英国在阿富汗打击塔利班和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的成功战绩鼓舞了美国领导层。美国军人现在既有经验，也建立了军事行动的模式，加上强大的海军与空军，还补充了高精度武器的军械库。美国为什么不再一次向敌人展示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呢？美国的政治领导层有自己的理由。伊拉克的军事机器已经被美国摧毁过一次，那是在1991年初的所谓“沙漠风暴”行动中。伊拉克当时显然是侵略者，所以美国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　
但那时美国军队没有攻占巴格达，而且也没有推翻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政权。对伊拉克的占领、解决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什叶派的问题以及这个国家的战后重建，这些在美国看来都是非常累赘的事情。就让萨达姆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吧。此时，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已接近尾声，但世界还是在按照冷战的法则与规矩生存。　
2002年的世界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与10年或12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美国领导层不能不看到的众多问题与危险中，从近期与远期角度来看，最严重的有三组问题：　
第一，苏联解体了，冷战也结束了，但事态的这种发展并未给美国带来长时间的轻松。西方富有国家（首先是美国）出现了新敌人：偏激的伊斯兰主义世界、力量不断增长的穆斯林极端主义世界以及后者的极端表现——恐怖主义。最早碰到这股力量的是以色列，但当时这还仅仅是个区域问题。苏联与穆斯林极端主义者的遭遇是在阿富汗。但当时对于美国和整个西方来说，苏联入侵阿富汗要比穆斯林极端主义更为可怕。1979～1980年，美国在伊朗的政治失败是一次休克，但美国寄希望于借助伊拉克萨达姆世俗政权（或是被称为“民族…社会制度”）来摧毁伊朗的新伊斯兰制度。东方的新文明、同时也是最古老的文明崛起，仿佛新的山脉在隆起。这一过程伴随着政治上的地震与火山喷发，西方国家可以缓和、削弱其危险后果，但不可能彻底战胜它。是的，国际恐怖主义这个敌人应当被战胜，但这不应当产生任何所谓“文明之间战争”的理念与计划。　
第二，世界上几乎三分之二的石油储藏集中在相对贫穷与落后的波斯湾地区，已经发现巨大油田的非洲与拉丁美洲同样属于贫穷地区。它们利用自己的石油资源来快速发展经济的愿望是很自然的，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希望石油价格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