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传》第3章


二月初一,礼部发榜了。文天祥兄弟双双通过了初选,父亲文仪脸上露出了笑容。不少人向他祝贺:“恭喜您两位公子榜上有名,老人家的心血没有白费。”文仪答道 :“同喜,同喜。能否中进士,还要看殿试呢!”
省试通过后,天祥夜以继日地准备功课,而文璧却有些放松,总认为自己有把握。殿试临近,文天祥忽然生了病,父亲文仪半年来一直操劳,不得休息,见天祥考前患病,又过于担心,一下子也病倒了。过了两天,天祥病轻些了,他劝父亲好好养病,不要替他担心。
五月初八是殿试的日子。这天早上,天祥感觉好些了,他早早把文璧唤醒,做好准备。父亲硬撑着病身子,把他们送到门口,深情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恨不能亲自送两个儿子到考场去。
御试策的题目很长,总共有586个字。除了些空话以外,主要是让考生就当前的社会形势发表议论。比如,对灾害不断、人民困苦、人才缺乏、士习浮华、财政困难、兵力薄弱、盗贼未平、边境不安等等问题,是怎么看的,谈谈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考场的气氛非常紧张。其他考生拿了题目,左思右想不敢动笔。因为他们中间多数人都把这篇文章当文天祥传 ?15?作猎取功名的敲门砖,要考虑如何为朝廷当今天子歌功颂德,如何投皇上、考官之所好,并且要在文字绮靡方面下功夫,以显示自己的才华。而偏偏又碰上了这个题目,实在太难了。
文天祥非常沉着,坐在考场上,看了题目后,病好像一下子痊愈了似的,他感慨万分,滚滚的心潮有如大江的波浪,讨饭饥民的破竹篮、被掠女子的哭脸……一古脑浮现在文天祥眼前,他想起几天前听说的临安城有人易子而食,有人用人肉做包子卖;他想起官府滥印的“ 交子”(纸币)和害人不浅的高利贷,当即把考题中提出的八种情况,归纳为四个问题后,随即落笔道:
“臣闻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习蛊之地;兵力之弱,国计屈之也;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 。”这是全文的中心思想,文天祥对这四个问题一一作了阐发。
第一个问题,关于天变(灾异)的不断发生,他认为是民怨招来的。虽然这种看法还是受“天人感应”的影响,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羁绊,但他揭露人民生活困苦的原因是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对人民予取予求,贪而无厌,却是一针见血的。他说:“今之生民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建,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文天祥传 ?16?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唯所咀啖,而民困 。”这种议论是非常大胆的。这里文天祥借用历史来批评南宋皇帝贪财聚敛,大兴土木,困扰百姓,完全符合事实。南宋虽然偏安江南,而皇帝的奢侈、挥霍确是不减北宋。高宗建都临安后,就大造宫室,御花园多至几十处。又造“御前甲库 ”,召来能工巧匠,制造珍奇玩物,供一己鉴赏。高宗如此,子孙相习成风。理宗时候,国家财政极为困难,他仍然大兴土木,建造园林寺观。他在西湖积庆山为阎贵妃建功德院,派遣吏卒到各州县搜集木材,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前后三年建成,耗费极大。权左司郎中高斯得奏请停止新建寺观,宰相谢方叔立即罢了他的官。宝□三年,即文天祥写这篇御试策的前一年,理宗派心腹宦官董宋臣主管修建佑圣观、梅堂、芙蓉阁、香兰亭,他强占民田,招权纳贿, 无恶不作,临安人无不骂他为“董阎罗”。皇室生活上的奢侈也是十分惊人的,皇帝生儿育女,都要用罗、绢数千匹,金、银数千两。皇子每日单食,要珍馐数十种,更不用说皇帝了。皇帝挥金如土,人民怎能不贫困。
豪家巨室的献助,也是人民的一大灾难,在南宋也是高宗开其端。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高宗到大将张俊家,张俊接驾时进奉精美食品数百种,还文天祥传 ?17?有大批宝器,其中有金器1000两,珍珠69000余颗,玛瑙碗20件,各种精细玉器40余件,绫罗锦缎等1000匹,另有名贵古玩书画等多件。献助的风气到南宋末年仍然盛行,宫中要修缮宫殿,建造寺观,就有官僚、豪富来献助土地、木材等等。他们的献助,无非是剥夺人民来的,受苦的还是人民。
贪官暴吏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则是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南宋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比北宋更严重,神宗赵顼时,国家赋税收入每年6000多万贯,是北宋的最高额。 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税收也达6000万贯,淳熙十四年(1187年)增加到8000万贯。南宋统治地区不到北宋的2/3,税收反而增加,可见赋税剥削多么残酷。再就土地的情况看,北宋初年官僚地主的土地限额是3000亩,宋朝的政策不抑兼并,南宋时有数十万亩地的地主为数不少,这都是侵吞农民的土地得来的。而且官僚地主有地无税,农民无地却要纳租。有人说南宋农民所受的剥削是“剥肤摧体,无所不至,膏血无余 ”,这并不夸张。
策论中提到的和籴,则是南宋政府剥夺人民的特有手段,它像直接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绳索一样。和籴是官府按户主的田产多寡摊买粮食,由官府定价,当然低于市价,甚至分文不给,纯属剥夺。从表面上看,文天祥传 ?18?好像富人负担多,穷人负担少,实际上不是这样,富人向地方官纳贿,自然少派或不派,负担大多落在穷人身上。每次和籴颁布,都有不少人倾家荡产,卖妻鬻子。文天祥说:“东南民力竭矣 !”这是真实情况。
第二个问题,关于人才和士习。文天祥认为“士习厚薄,最关人才 ”,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是士风败坏。他说 :“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校艺于科名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校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竞奔于世要之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絷,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臣以为变今之士习,而后可也。……士风一淳,人才或于是而可得矣 !”这段话把南宋士人风气败坏描绘得淋漓尽致。南宋士人追逐名利是不择手段的,当时国家忧患重重,士人忧国忧民的不多,想升官发财的却不少。有一种人是借议论国事来猎取虚名,博得一官半职的。理宗时候,这种情况也很普遍。贾似道看透太学生的这个特点,用做官、赏钱收买他们,他们也就为贾似道歌功颂德。当时有人写讽刺诗说:文天祥传 ?19?“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 。”由此可见一斑。另一种人是借道学做官。当时朝廷提倡道学,有人以讲道学为终南捷径,以谋求官职。他们不谈国计民生,终日只讲天理性命,正心诚意。朝廷也希望他们这样,以免议论国事,惹事生非。这种士人对国家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陈亮向皇帝奏称:今世儒生,自以为得正心诚意的圣学,其实都是麻木不仁、不知痛痒的人。国家奇耻大辱,漠不关心,群聚埋头拱手高谈性命天理,不知性命天理究竟是什么。朝廷委任庸人,笼络小儒,敷衍度日,臣不胜愤慨之至!这把士人的堕落和朝廷用人政策的错误,作了大胆的揭露。
文天祥对这种士风十分不满,他提出必须改变士习,发扬正气,才能发现可用的人材。他主张对青少年要有正确的家庭教育,除了读书,还应恪守封建道德。他还建议国子监的学生既要学习经学,也要学习治国之道和边防、水利等科目,使学者不是只图浮名,而要能办实事。这种见解在当时来说,是很可取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兵力和国计。文天祥认为两者是互相影响,有密切关系的。他承认当时确实兵力不足。他说,宋和蒙古发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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