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第34章

太浮，一件事情交给你办，看起来很快就办好了，但是，漏掉了很多细节，留下了无数的尾巴，要别人不停地为你补位，这岂不是劳民伤财？
说话太快，走路太轻，行事太浮，正见得是一个急躁的性情。而一急躁，则很容易动气，气动则易怒，临事怒则不明，不明则不智，不智则不周，不周则离灾难亦不远矣。常动气则有违自然的精神，伤身，于修养不利。
一个做不到迟重的人，是不会有多大成事成人的可能的。而看一个人，也就可以从其处事是否迟重入手，来判断一个人的发展前途。关于迟重，有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是左宗棠。那一年，他还只有二十出头，只是一个举人，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被选中，心情的郁闷是可以知道的，刚好，在外做大官的陶澍回到了家乡，对左宗棠的才能和他作的一副欢迎的对联激赏不已，举人的左宗棠被邀请与朝廷的大员会面。左宗棠在作揖的时候，竟然将陶澍胸前挂的朝珠线给碰断了，朝珠散落了一地。当时的人都惊呆了，左宗棠竟然一边捡着朝珠，一边侃侃而谈。事后别人问左宗棠当时紧张不紧张，左宗棠说，紧张，当然紧张，但紧张有什么用？
临事时要培养自己迟重的工夫，即使内心不能迟重，也要首先从外在上着手，表现得迟重，慢慢地，自己的内心也就会习惯于迟重，临事也就不会慌乱，也就可以很仔细地来思考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迟重的工夫，就是要从日常行为中去修炼。在快要冲口而出的一刻，将话给咽回肚里；在健步如飞之前，踟蹰而行；在临事之时，深吸一口气，将自己的心情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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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　第四部分
后记：那两个改变我的人（1）
当我摒弃掉所有别人的聒噪，回到胡雪岩和曾国藩的本身，去理解他们的行为，去感受他们的思想，去景仰他们的成就，将他们还原为人，还原为一个具体的个人，再将自己摆上去，我觉得万分惭愧。从作为人来讲，我有什么资格来批评他们呢？研读他们之后，具体的细节大半反倒已经忘记，只有两个字凸显出来，日益表现出自己的存在，那就是“人道”！
当我刚毕业的时候，我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一个成功作品，服从上级的指示，听信媒体的宣传，满怀着一腔热血，想为社会做一点事情，同时让自己生光发热。可以说，我是一个又红又专的学生。那时的我，除了学习之外，是不看那种被批评为庸俗的东西的。我喜欢的是一种思维上的纯粹的、理想的境界。有一段时间，我成了文学青年，加入文学社，为朦胧诗作所吸引，更为古典文学而陶醉。李白的豪放，杜甫的现实，苏轼的闲适，李清照的清婉，秦少游的雅致，等等，我都很用心地去体会，沉醉在一种思维的盛宴里。他们的文字，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一切，甚至是与他们同类的，都成了我热切关心和追踪的东西，同时，我也就成了一个非常有偏见的人。看见胡雪岩，我很鄙弃地说，铜钱眼里翻筋斗的人，俗气。看见曾国藩，我气愤地说，扼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汉奸。于是，毕业后，顺着自己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进了政府机构，可是，事实并不如学校的教导所说。
当我又进入学校之后，已经是三年后了，与原来读理科不同，这次我学的是文科，而且是文科中的显学——经济学。我相信个人，相信个人可以守护自己的利益，我不再喜欢那种借大家名义说自己话的腔调。我开始更尊重个人，更强调个人的自我判断。在毕业的时候，我真正开始接触两个人，一个是胡雪岩，一个是曾国藩。或许，到那时候才真正接触到他们有点晚，但幸好，我真正接触到了他们。像被洗脑一般，我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想自己可以像胡雪岩那样在铜钱眼里翻筋斗，想自己可以像曾国藩那样，从一个农村的小伢子成为高官。我接触着生活现实的一面，彻底地俗化自己。
那时候，媒体正在爆炒胡雪岩和韦尔奇，批判“红顶商人”的言论正当道，而举国的企业家和媒体都在推崇韦尔奇。胡雪岩成了韦尔奇的反面，成了韦尔奇的对立者，成了中国传统糟粕在经济领域的代表。看看各种各样的评论，什么“要做韦尔奇还是要做胡雪岩”、“明里韦尔奇，暗里胡雪岩”、“游走在韦尔奇与胡雪岩之间”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数人都将胡雪岩视做现代管理的对立面，视做应该抛弃与打倒的传统。各个地方“红顶商人”的披露屡见不鲜，只要是亦官亦商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先以“红顶商人”的大帽子罩住，然后便是在应有之义上一通批判，肯定不会有错，而且很时髦。胡雪岩被认为是“红顶商人”的始作俑者，是他们的祖师爷，自然逃脱不了干系，注定了陪葬的命。
而曾国藩死后的命运，与他有生之年相比，一点也不输于灿烂，一点也不输于波折，一点也不输于跌宕起伏。先是被认为儒家的最后一位圣人，直追孔孟，誉为清代中兴第一名臣；然后是被骂做汉奸；然后是刽子手；然后是唐浩明的《曾国藩》后兴起的学“曾”。媒体也时不时会冒出一些争论。
这样的熙熙攘攘看得多了，吵闹过后，热闹过后，自然而然地有一种反感，反感而后有批判，要批判然后有思考，我不禁思考起这两个人来：胡雪岩和曾国藩。
他们两个，论出身，都没有什么可炫耀的，算不上什么名门，都是草根，只有靠自己去打拼，一步步自己进行积累，以取得一点成绩。
胡雪岩，开始的时候，不过是一个钱庄的跑腿，做一些擦桌子倒夜壶的事情，即使在钱庄，他也是底层人了，比他好的何止千百，除了那些穿短打的，长衫里面胡雪岩恐怕是最末的了，但是，数十年后，胡雪岩成了财神，那些许许多多比他起点高的人，依旧在原来的地方踏步不前，甚至有的一代不如一代。
曾国藩，湖南湘乡荷叶塘的一个农家子弟，几次考试不中，最后一次，以同进士被录取。在朝廷中步步如履薄冰。后来书生带兵，从中谋得了自己的位置，一家两人封侯，成为天子之下的第一家，他自己，一个人影响了湖南数百年的运数，一直到现在。死后被皇帝谥为“曾文正公”。
“红顶商人”，是由“红顶”和“商人”两个词组成，不论你是先“红顶”而后成“商人”，还是先“商人”而后得“红顶”，都表明了一种事态，那就是官与商的结合。这自然是不好的，但放在胡雪岩身上来讲，难道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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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　第四部分
后记：那两个改变我的人（2）
商人都是追逐利润的。马克思说：“一旦有了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绞架的危险。”
胡雪岩由一个商人而戴上红顶子，于他自己而言是极不愿意的，于他的利益而言又是必需的。于是，从这个行为中，我们能窥探到的实质是：当时朝廷对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当时朝廷对社会生活的严重干涉，当时朝廷的一举一动无不影响着经济社会生活，让普通的百姓战战兢兢，让百姓不得不将过多的注意力转向朝廷。正是这些控制和干涉，使得处于其中的胡雪岩不得不去适应，采取与官府合作，戴上红顶子。其实，当时的其他商人无不是如此。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胡雪岩的行为不过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的行为。
从胡雪岩的起步看，他靠的是支持王有龄；从胡雪岩的发达看，他靠的是投靠左宗棠。但这是真正的原因吗？
在高阳的《平步青云》中，胡雪岩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都是假的，靠自己是真的。人缘也是靠自己，自己是个半吊子，哪里来的朋友？”这是否就是胡雪岩成就的真正原因所在？即使高阳作品有演义的成分，我们也可以把握和分析胡雪岩的成就。
首先，他靠的是自己。靠王有龄也罢，靠左宗棠也罢，都是靠他自己的眼光所带来的结果。这些人都是人精了，自己没有两把刷子，是你想靠就能靠上的？每次都是胡雪岩折服了他们，他们自己觉得能够和胡雪岩结交是非常有益的。
其次，靠朋友。胡雪岩常说，前半夜?